從爸爸的一迭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著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
他又花出極大的精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時去公園閑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几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纔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迭迭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纔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像，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象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余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里包含著什麼，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 ，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里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託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沈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幹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賓士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濕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並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簿。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里的那一大迭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屏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