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滬太路、靈石路的道口時突然摔倒在馬路中央，不省人事，滿臉鮮血。路人立即打110專線電話報警，很快就有救護車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濟醫院搶救。
老人在脫離危險後被包紮，瘦削的臉上纏著繃帶，繃帶上滲著血跡。白髮凌亂，衣衫不整，言語遲鈍。醫務人員一時問不清他的身份、住處，便讓他一個人蜷縮在病床上，等待家 屬來尋找。但是，他們估計，這更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人來尋找的年邁流浪漢。
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媽媽一起上街，媽媽拐到一家雜貨店買東西，爸爸不願意在店門口等，就獨個兒穿越馬路回家了。媽媽在店裡，完全不知道路上發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經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連著逛，這是她一生中最後悔的一次逛街。
終於，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發出了輕微的聲音。護士一聽，是一串號碼，而且聽起來很像是電話號碼。照著一撥，找到了我的弟弟。
當時，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們回到上海，知道情況後急急趕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裡迎接我們。
摔了一跤，一番折騰，本來已經是一把骨頭的爸爸顯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身舊中山裝，頭上戴著一頂帽子，壓住了包傷口的紗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問起出事那天的種種細節。爸爸口齒清晰地敘述著，我聽了一會兒便開始走神，總覺得今天的他，是從遠處走來的。
遠處？哪兒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著爸爸，終於明白，問題出在那身舊中山裝。爸爸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樣一直穿那種休閑式的布夾克，我們看慣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傷後的衰相讓我們擔懮，纔特地換了一身舊制服。這一換，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時的他，基本就是這個模樣。而且……
我從椅子上猛地站起身來，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著的舊中山裝，特別是摸那肩。媽媽在旁解釋道：「他受傷後怕冷，這件舊衣服厚一點。」
我的手已經摸到了舊中山裝肩上的那塊漆漬。不錯，深棕色的，像台灣地圖！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輕輕嘆一聲：「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驚。
「那時他被選為人民陪審員，做了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這塊漆漬……」我想說下去又語塞了。我不能當著爸爸的面告訴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離室幾次索要這套制服，準備穿著它自殺。
但我還是說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到隔離室與爸爸告別，爸爸就穿了這套衣服，人也像現在那麼清瘦，這也三十多年了……」
我這一說，爸爸和媽媽像突遭雷擊一般，剎那間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終於回過神來了，低頭看了看這套舊制服，自言自語地問：「是這一套？」
我面對穿了這身舊制服的爸爸，壓抑不住要說一句話，這是幾十年前面對這身制服時該說而沒有說的。我說：「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對暴力，強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現了我們過去見過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來了，他輕聲說了一句：「我這種態度苦了你們，苦了全家。」
「沒有！」我說，「你和叔叔帶了頭，我們也跟著一路強硬下去，反而簡單了。」
我與爸爸常常見面，但與這套制服的最後一次見面卻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這套制服前的我強硬到什麼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卻被胡錫濤先生的那篇回憶文章重新攪起。現在連我自己也無法想像了，一個立即要以自己的體力勞動養活八口之家的年輕人，怎麼可能會在下鄉前的極度卑微、極度飢餓中，堅持最後一分鍾的學術立場，讀完最後幾頁英語經典？
這真是二十二歲的我？
「你下鄉前一天到隔離室來看我，手裡還拿著一小束白花。」爸爸說。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著那束花對你說，不能給打倒對象獻花。你說，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獻給叔叔的。」
這下我想起來了，說：「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當時覺得路很遠，要換公共汽車，中間在虹橋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縮肩跺腳，就是現在上海市中級法院那裡……」
「中級法院搬到那裡去了？」爸爸問，「我做人民陪審員的時候，中級法院在福州路外灘。」
他這麼一說，我又想起，家裡誰也沒有見過他在法院當陪審員的樣子，只記得他穿著這套制服做「被審員」。不是被法院審，「文革」時期沒有正規法院。他的法院在外灘，那簡直是一個太遠的夢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著眼，但制服看著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圖像。兩個血性漢子，兩個余家長輩，一頭是隔離室，一頭是墓地，我站在中間，寒風刺骨，手上拿著一小束白花。
現在，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災難能避免嗎？
爸爸對此歷來悲觀。
我比他好奇。為什麼法院恰恰造在隔離室和墓地中間？為什麼正好出現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縮肩跺腳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勵我，到法院起訴誹謗者。理由是：任他們猖狂，天理難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對起訴。理由是：讓他們出名，何苦來著。
我一直沒有起訴，理由卻與爸爸有關。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多苦，最後卻原諒了迫害他的造反派頭頭。這事比我在做院長期間為造反派學生解脫困難多了，因為被爸爸原諒的，是整整威脅了我們全家十年之久的猙獰臉譜。
爸爸原諒造反派頭頭這件事，我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過。根據當時發表的記錄，我是這樣說的──
……父親在「文革」十年中受盡苦難，多次都想自殺，真可謂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惡的造反派，有關人員多次詢問父親，「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幾個人，我父親總是說：「大概是幾個年輕人吧，完全記不得了。不能怪他們，「文革」是上面發動的，他們年幼無知，響應號召罷了。我如果不被關押，可能也很積極。」
他的這種態度使我很生氣，幾次盤問，他都不講。我想起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曾去求過一個造反派，便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說：「問這個幹什麼？他那次不是讓我們見面了嗎？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記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甘肅的信。信中說，他是我的忠實讀者，但每次讀我的書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為他是「文革」中鬥爭我父親的造反派頭頭，給我們家帶來過不小的災難。他說他見過我，還記得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的可憐樣子。信後，是他一筆一畫的簽名。
我猶豫再三，終於把他的來信、他的名字告訴父親。父親根本沒忘，聽我一說，失神地想了一會兒，立即回過神來問：「他怎麼到甘肅去工作了呢？那兒離上海太遠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問好。」
這時我看看蒼老的父親，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們民族的災難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讎相報來延續災難。他一再說忘了，是想讓他的兒子們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寧靜。
於是，我在寧靜中寫下了那麼多文章，在眾多的讀者中擁有了一位甘肅高原的讀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東海大學）
記得我剛剛收到這封甘肅來信時曾反覆想過，寫信的這個人，究竟是我們記憶中的哪一個？是那個能言善辯、怪招迭出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還是那個長得極像我們學院工宣隊頭頭的瘦個子青年，或是另一個我當時沒有注意的人？他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樣一封信來，但他寫了，而且一筆一畫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是他的勇敢，但對我們全家來說，他的來信，以及爸爸對他的原諒，卻是對災難歲月的另一番承受。當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現在要重新喚起並立即抹去那番承受，無異於一場心理苦役，分量與以前的承受一樣重，就像把一副重擔原路挑回。這是滲透到家門裡的事，信封內的事，老人床邊的事，其間的隱痛難以描述。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承受，我對於震動海內外華文讀書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沒有起訴。
「石一歌」事件發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魯迅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題為《余秋雨與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無限上綱的聲調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點實情，例如，那個教材編寫組確實是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過，而且，在我離開很久之後纔有其中個別人開始寫一些跟風文章。讀遍全文，沒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話、哪個字，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