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場回到上海，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著，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系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像。
沒有那麼多工兵，沒有那麼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麼辦？
用歷來習慣的群眾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制。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干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著香煙在上面「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麼地段。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里，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只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錦華里，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裡。穿過一條富民路，巨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佔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著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隨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裡去了。只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個中年人的頭。頭髮紛亂，穿著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面，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內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麼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於是我們三人就回覆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划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只會偷懶，還不快乾！」
我轉身一看，只見一個穿著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麼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麼著？」他睜大眼睛盯著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麼囂張。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工宣隊里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只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布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裡躥了過來。一把將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麼？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
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隨著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慾望也越來越迫切。
他們發現，光說政治，不說文化，還是管不住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裡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里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只是她們一見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面，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板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於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板戲」中演了個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流浪戲班子里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河北人，沒什麼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麼開口了，只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著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感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板戲的音樂總監于會泳，而于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樣板戲」在當時的地位，纔會理解。
「革命樣板戲」並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幾台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台戲，幾台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只剩下了這麼幾台戲，這幾台戲又被抬到了政治鬥爭的第一線，抬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於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禁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板戲」。「攻擊」的罪證只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說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於《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眾席里說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性的災難。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板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板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板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麼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我不想討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只想說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板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面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裡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板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板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板戲」，逐級上報。最後的判決是張春橋作出的，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感知範圍之內，至於全國有多少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