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飢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面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祖母說，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學院里，吃飯的時候去食堂。「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里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著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同時也讓那裡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著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著「風雷激」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激」就滿街都是。只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於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別的辭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出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於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凄涼。這「風雷激」就不一樣了，一見就彷彿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感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著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說：「我們是工總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著，空空的袖筒一晃蕩，把別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 ：「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著一個號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號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鏢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只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於什麼司？」他問。顯然是想拉近關係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里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輒數萬。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於「被打倒對象」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內。連我中學裡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掛著袖章有點滑稽。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掛著這類袖章。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掛著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纔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隨口問我「屬於什麼司」，其實他一出口就發現問錯了。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對象。」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於被打倒對象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只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說著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確實不高！」
他不說怎麼不高，只用笑著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態度，比他們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繫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只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說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說到——」他要言歸正題，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標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老余，」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麼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說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說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歷史問題、反動言行，只要正視歷史，坦白交待，革命群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
他說這些話時盡量壓出嗓門裡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實「老革命」也已經被他們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戰犯也成了他們造反隊放的了。
「遺憾的是」，他沒有用當時的習慣語式「讓人憤怒的是」、「令人髮指的是」，而是選用了當時幾乎不會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辭令「遺憾」，可見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話就立即升高了溫度：「他到今天還避重就輕，處處抵賴，能推則推，不痛不癢，鈍刀子割肉，半天不見血！因此革命群眾纔把他請到單位里來，好好幫助一下。」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裡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裡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他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
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嘴角一牽，說：「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說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里說：「企圖搞復辟，就是要讓我們回到舊社會去。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
——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說什麼，還是沒有說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
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瞇著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說：「我不要緊，家裡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
說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帶來，我要穿。」
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裡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著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日繁華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台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
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面，從一道門縫裡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觀眾。
批判者的發言，嗡里嗡里地聽不清楚。
她們兩個，也不想去細聽那些發言了，一門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氣色，以及邊上的人是否對他動手。
這天晚上還好，只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搓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說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