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布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於開口。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寧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沒有公安局啊。」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標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里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喪。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說：「他揭發了我，就成了革命群眾，自己當然沒事了。而且，我是黨員。」
「什麼？你是黨員？你什麼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麼不知道？」
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產黨員。」爸爸解釋道，「這次運動，專整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你沒當什麼權呀。」祖母說。
「所以他們只說我是混進黨內的。」爸爸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後。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去了。」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里象樣一點。」
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著了。油漆為深棕色，澆在深藍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當時沒有專業洗衣店，爸爸聽從別人的建議用酒精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色擦得泛白了。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著一小片近似台灣島形狀的棕色漆漬。
「阿堅為什麼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圖個安全。」爸爸永遠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著他的老母妻兒，將長時間地成為苦風凄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射。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
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在他們也自身難保。」
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
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
爸爸漸漸感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討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裡邊。想來想去，能討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
當時要在學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它早已亂成一團。我在總務科外面的走道上聽到後面有熟悉的聲音叫「哥哥」，回頭一看是表妹，有點吃驚。不知她已經問了多少人。
亂局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開的。先是兩個高幹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站在我們學院的水泥球場上發表演說，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勢，口氣極大，好像昨天剛剛列席完政治局會議似的，鬧得我們學院的學生目瞪口呆，發覺自己居然如此閉塞和無知。第二撥演說者來自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已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北大教師到上海文化廣場作報告，跟來了一批學生，分頭橫掃上海高校。他們在我們學院演講的口氣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學生平穩得多，但越是平穩越見氣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們一步步花時間打理了。
這兩個報告刺激了我們學院一些同學，開始造反。以舞台美術係為主，佔據了學院的一棟灰色樓房，命名為「革命摟」，貼大字報要推翻學院的現任領導，批鬥一切「有問題」的老師，不惜採取「革命行動」。這時所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指抄家、打人、關押。這本來都是上級文件規定不允許的，但各校之間的摹仿和傳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戲劇文學系三年級整個班級都與造反派徹底對立，被造反派們稱為「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堡壘」，而我則是這個反動堡壘的代表者。
我與班內的同學們決定與外校聯絡，去尋找不贊成造反的夥伴。經顧澤民、曹畏同學的引見，找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個叫喬林的同學，他正在中文系組織一個會議反對造反；經李嬰寧、惠小硯同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但主要還是在校內聯絡同道，討論對策。大家謀划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凈而善良，他們怎麼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第一次會議確實開得很好，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麼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少數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復辟，只有造反纔能開闢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向了學院的領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這種裹卷著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爭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後，原先跟隨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後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中央號召，大勢所趨，怎麼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確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確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掌了權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進去了，那麼，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產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營，堂堂將帥豈能變節，於是乾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至於心中還在堅持什麼，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著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顛顛，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著碗。穿行在標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幾十年後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裡必有一個空碗，身後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真正讓我產生傲氣的，倒是後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後來又遭了難。儘管他們當時從來不願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他們天天想著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想著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對於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裡時時皺著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麼，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文件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