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是指我出生並生活到將近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溪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里。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餘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溪的。
舊屋所在，是地道的農村，惟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鋪，每天清晨有一點買賣農產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
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排長樓中的一戶。這排長樓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時早已破舊。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戶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於長子、大房。
從「堂前」進門便是「前間」，中間擺了一張八仙桌。一看便知，這是我家待客、供香、擺酒、祭祖的禮儀場所，儘管在我記憶中，它是那樣的狹窄和簡陋。
在全村，這間屋子最熱鬧，夜間經常坐滿了人。因此，在西牆前面排著很多長凳，來人多了，就把長凳拉開擱在四周。一條長凳上擠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著很多人。從後面看去，這些坐著、站著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顯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個小油碟，上面斜擱著一根燈草，火苗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一抖一抖。火苗映著一個短髮女子的臉，她纔二十齣頭，眸子安靜，臉帶羞澀，正在埋頭書寫。她，就是我媽媽。
媽媽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無論白天、夜晚，她都要給全村鄉親讀信、寫信、記賬、算賬。
村民不管隱私不隱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上的消遣。我相信，從小習慣了上海思維的媽媽要在那麼多人面前誦讀一家私信，一開始一定很不習慣。她會用眼色詢問上門來求她讀信的那個婦人，要不要請別人離開一下。
那位婦人一定不會理解媽媽的眼色，媽媽這纔慌忙看一下四周，開始移過信紙。讀信時，媽媽會把聲音盡量放輕，但她發現，越輕，湊過來的腦袋就越多，而他們口中吐出的劣質煙氣也越是嗆人。時間一長，她也就放開了聲音。
媽媽嫁到這個村子的時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對高地地的人來說，卻是奇裝異服。
結婚那天下轎，穿的是織錦緞旗袍，酒紅色中盤旋著寶藍色，讓村裡人眼前一亮。但村裡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鄉下人歷來把大戶人家小姐的嫁妝看成又高又遠的事，即使從眼前擦過，也只當戲文傳奇，不會用尋常目光評判。美麗的婚服穿過一次也就壓到箱底去了，沒有機會再穿，成了一個縹緲而匆忙的回憶。
但是第二天，村裡人奇怪了，新娘子還是穿著旗袍，只不過換成陰丹士林的，一色正藍，與織錦緞那件一樣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著這身旗袍拎著籃子到河邊淘米、洗菜去了。
在媽媽看來，陰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這身旗袍的顏色比村裡其它女人的服裝都要單一，而且料子也極普通。
媽媽出門很少，但不管走到哪裡，稍一回身，總能看到窗口、門邊星星點點注視的目光。她以為是鄉親們對新人好奇，便紅臉低頭，用微笑打一個沒有具體對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煩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來自上海，當然看不出媽媽的旗袍有什麼不對，反而覺得這個兒媳婦處處讓她順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對媽媽說了一句話，纔傳達出了一個村莊對一種服裝的嘀咕。
孝宏爺爺坐在草垛邊的石墩上，叫了一聲媽媽的小名。這小名，是他從祖母的呼叫聲中聽來的，他與祖母同輩，這麼叫很合適。
媽媽停步，恭敬地等他說話。
他說：「你這種穿法是朱家的，這裡不這麼穿。」
媽媽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沒有聽懂他的話，看著他，等他說下去。
孝宏爺爺其實是個很輕鬆的人，平日里習慣說說笑笑，一點也不想擺長輩的架子，看到我媽媽發愣，就笑了，說：「你看這裡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褲幹活的。你這身，又不過節又不做客，太齊整。」
在我們鄉下，「齊整」這個詞，含有漂亮的意思。
媽媽「哦」了一聲，點點頭，便轉身回家稟告祖母。祖母一聽就來氣：「就他管得寬！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話雖重，口氣卻是打趣式的，祖母說的時候還笑出聲來了。
「痴子」也就是瘋子，是指孝宏爺爺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蟄居在我家西邊鄰屋的樓上。這是我們童年時代最渴望見到又最害怕見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輕多了，我見到時大概也就是四十多歲吧，偶爾下樓來，不講話，也不給誰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靜地輕聲自語著什麼，走不了幾步又上樓了。
記得我五歲時有一次從山裡采了一大把杜鵑花回來，在後門正遇到她下樓。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鵑花一會兒，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兩隻花來送給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細看了一下，卻立即塞回到了我手裡，轉身便上了樓，沒發出一點聲音。
前妻瘋了，孝宏爺爺又續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媽媽大三歲，卻長了一輩，她幹練爽利，豐腴白凈，是村子裡的一個人物，如果用現代傳媒的語言來定位，算是「該村婦女界的言論領袖」。小阿婆是從北邊的新浦沿嫁過來的，那裡靠著海，有漁業、鹽業、航運業，這比我們村裡開化。據說小阿婆還見過在整個浙北、浙東都鼎鼎有名的強勢士紳王堯輝先生。王堯輝的強勢，在於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區的鹽業，這可是身價無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間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見過！光憑這一點，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訴鄉親:「連王堯輝家的傭人也吃得起餛飩。」然後她細細講述餛飩是什麼。非常薄的麵粉皮子，包住了一點點最新鮮的肉餡兒，水一煮，薄皮子像雲一樣飄起來了。鄉親們一聽，心也飄起來了。
孝宏爺爺把這麼一個見過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裡，實在讓村裡人佩服不已。他總是坐在村頭草垛邊的石墩上，曬著太陽，調笑著每一個走過的人。但是，別人不敢反過來調笑他，一是因為他輩分高，二是因為他家裡有這樣一位妻子。連妻子都能隨口說說王堯輝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還有什麼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這位孝宏爺爺，不能接受我媽媽的旗袍。難道，連見多識廣的小阿婆也沒穿過旗袍？王堯輝家如此豪門，女眷如雲花團錦簇，小阿婆沒穿過總也見過吧？
媽媽問祖母，祖母想了想，說：「她當然見過，卻真沒見她穿過。新浦沿再怎麼，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長褲吧？」媽媽徵詢祖母的意見。
「其實隨便，都可以。」祖母說。
媽媽改穿長褲的第三天，孝宏爺爺又在草垛邊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說：「你這長褲也不對，太瘦，這裡的褲子要寬大。也不能長到腳背，只能到膝蓋下面。」
這次媽媽不理了，仍然穿著長到腳背的瘦長褲，過幾天又輪換成旗袍。後來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寬大了一點，但還是長到腳背。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來，看媽媽讀信、寫信，時間一長，也都習慣了她的旗袍和瘦長褲。
讀信寫信，是在讀寫一座村莊。
媽媽快速地進入了村莊的內心。
其實遠不止是這座村莊。讀信、寫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闖蕩者營造起來的，來自浙江農村的闖蕩者又顯得特別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遠龍山鎮農村的那個闖蕩者就當上了海商會會長，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熱鬧的一條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數闖蕩者都沒有出名，他們中的一小撥來自我們村莊，平生只有我的媽媽在不斷地書寫著他們的名字。
終於，媽媽發現，外出的闖蕩者也都不識字，收到鄉間妻子來信後還要請別人來讀。這讓她愕然了。
她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對對夫妻間惟一的「傳話者」，因此盡量把妻子們的委婉心語細緻表述，誰知，這種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達。對方找到的讀信者一定是男人，他們能傳達這些哀怨村婦的隱隱心曲嗎？
那麼上海，浙江農村為了造就你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價，實在太大了。
媽媽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兩端之間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恆的，但她要做點事。
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