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曾經標榜說，自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見《論語》在古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對《論語》的推崇。
這部曾被譽為治國之本的《論語》，對於我們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生活，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
大家別以為，孔夫子的《論語》高不可及，現在我們必須得仰望它。
這個世界上的真理，永遠都是樸素的，就好像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一樣；就好像春天要播種，秋天要收穫一樣。
《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
它就是這麼一本語錄。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學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被學生片片斷斷記錄下來。這些以課堂筆記為主的記錄由他的學生彙集編纂，後來就成了《論語》。
我們會覺得，《論語》好像沒有很嚴密的邏輯性，很多是就事論事，裡面也很少有長篇大論的文字，幾乎每一則語錄都很簡短。
其實，無言也是一種教育。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對他的學生說，你看，蒼天在上，靜穆無言，而四季輪轉，萬物滋生。蒼天還需要說話嗎？
《論語》終極傳遞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樸素的、溫暖的生活態度。孔夫子正是以此來影響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賢人。他們每個人都是一粒種子，把那種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智慧廣為傳播。
我們說孔夫子是聖人，聖人就是在他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最有行動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聖神聖，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而聖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樣的人。
孔聖人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在大地上生長的信念，他這樣的人一定是從我們的生活裡面自然生長脫胎出來，而不是從空而降的。
中國的創世神話是盤古開天闢地，但這個開闢不是像西方神話講的那種突變，比如說拿一把大斧子，啪，劈開，然後金光四射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天地萬物，這不是中國人的敘事情感。
中國人習慣的敘事是像《三五曆紀》裡面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從容、和緩而值得憧憬的漫長的過程：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它說開始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在裡面呆了一萬八千年。
後來天地分開了，但它不是作為一個固體「啪」地從中間斷裂，而是兩股氣逐漸分開，陽清之氣上升為天，陰濁之氣下降為地。
這並不是天地開闢的完成，這種成長才剛剛開始。
中國人是講究變化的。你看，盤古在天地之間「一日九變」，像一個新生的嬰兒，每天都在微妙地變化著。
這種變化最終達到了一個境界，叫做「神於天，聖於地」。
這六個字其實是中國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義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協於現實世界上很多的規則與障礙；又有腳踏實地的能力，能夠在這個大地上去進行他行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沒有土地的人，是夢想主義者不是理想主義者；只有土地而沒有天空的人，是務實主義者不是現實主義者。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就是我們的天和地。
盤古的變化還在繼續，這個故事還要接著講：
天地開闢之後，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盤古也「日長一丈」，跟著天地一塊兒長。
如此又過了一萬八千年，最後是「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人的意義跟天和地是一樣的，天地人並稱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來，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應該自重的。
讀《論語》我們會發現，孔夫子教育學生時很少疾言厲色，他通常是用和緩的，因循誘導的，跟人商榷的口氣。這是孔夫子教學的態度，也是儒家的一種態度。
我們見到一些老師聲色俱厲，經常指責他的學生不該如何如何。那是這個老師沒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師會像孔夫子這樣，平和地跟學生商量著把這種天地人三才共榮共生的關係講透。
這樣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這樣一種謙抑的態度，其實正是中國人的人格理想。
與西方不同，中國哲學崇尚的是一種莊嚴、理性和溫柔敦厚之美。《論語》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這樣一種審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這個形象身上，凝聚著他內心傳導出來的一種飽和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後來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
只有當天地之氣凝聚在一個人心中的時候，它才能夠如此的強大。
《論語》的思想精髓就在於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華融入人的內心，使天、地、人成為一個完美的整體，人的力量因而無比強大。
我們今天也常會說，天時、地利、人和是國家興旺、事業成功的基礎，這是《論語》對我們現代人的啟發。
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天地給予我們的力量。什麼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諧。
我們努力創建和諧社會，而真正的和諧是什麼?
它決不僅僅是一個小區鄰裡間的和諧，也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一定包括大地上萬物和諧而快樂地共同成長；人對自然萬物，有一種敬畏，有一種順應，有一種默契。
這是一種力量，我們如果學會了提取鍛造這種力量，我們就能夠獲得孔夫子那樣的心胸。
我們看到，孔夫子的態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內心卻十分莊嚴。因為其中有一種強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個特別講究信念的人。
他的學生子貢問，一個國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穩，需要哪幾條呢？這個故事在《論語》里叫做「子貢問政」。
孔子的回答很簡單，只有三條：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國家機器要強大，必須得有足夠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夠的糧食，老百姓能夠豐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對國家有信仰。
這個學生矯情，說三條太多了。如果必須去掉一條，您說先去什麼?
孔夫子說：「去兵。」咱就不要這種武力保障了。
子貢又問，如果還要去掉一個，您說要去掉哪個？
孔夫子非常認真地告訴他：「去食。」我們寧肯不吃飯了。
接著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
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
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21世紀評估各個國家人民生活得好與不好，已經不是過去簡簡單單GNP（國民生產總值）一個標準，還要看GNH，就是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指數。
也就是說，評估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富強，不能單純看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量和增長速度，更要看每一個老百姓內心的感受——他覺得安全嗎?他快樂嗎?他對他的生活真正有認同嗎?
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曾經參加過一次國際調查，數據顯示，當時我們國民的幸福指數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參加調查，這個幸福指數提升了，到了73％左右。這得益於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實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參加調查時，發現這個指數下跌到了68％。
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說明，即使一個社會物質文明極大繁榮，享受著這種文明成果的現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極為複雜的心靈困惑。
讓我們回到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那些聖賢是什麼樣子。
孔夫子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顏回，他曾經誇獎這個學生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就是說，顏回家裡很窮，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爛的小巷子里。這麼艱苦的生活對別人來說簡直難以忍受，而顏回卻能夠自得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