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生距今二千五百載，神州士眾方謀所以紀念盛事顯揚聖文之道，而長沙楊遇夫先生著《論語疏證》適成，寄書寅恪，命為之序。寅恪平生喜讀中華乙部之作，間亦披鑒天竺釋典，然不敢治經。及讀先生是書，喜曰：先生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而與天竺詁經之法形似而實不同也。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採意旨相同之語以著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聖言，其文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彙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開一新途徑，樹一新模楷也。天竺佛藏，其論藏別為一類外，如譬喻之經，諸宗之律，雖廣引聖凡行事，以證釋佛說；然其文大抵為神話物語，與此土詁經之法大異。《出三藏集記》述《出賢愚因緣經》始末云：釋曇學、威德等八僧西行求經，于于闐大寺遇般遮於瑟之會。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為一部。然則《賢愚經》實當時曇學等聽講經律之筆記，今此經具存，所載悉為神話物語。世之考高昌之壁畫，釋敦煌之變文者，往往取之以為證釋，而天竺詁經之法與此土大異，於此亦可見一例也。南北朝佛教大行於中國，士大夫治學之法亦有受其薰習者。寅恪嘗謂：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楊之《洛陽伽藍記》等，頗似當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諸書皆屬乙部，至經部之作，其體例則未見有受釋氏之影響者。惟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以解《公冶長章》，殊類天竺《譬喻經》之體；殆六朝儒學之士漸染於佛教者至深，亦嘗襲用其法，以詁孔氏之書耶？然此為舊注中所僅見，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詁經。蓋孔子說世間法，故儒教經典必用史學考據，即實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氏譬喻諸經之體例，則形雖似而實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釋儒教經典也。寅恪治史無成，幸見先生是書之出，妄欲攀引先生為同類以自重，不識先生亦笑許之乎？
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陳寅恪書於清華園不見為凈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