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到了三月的最後幾天，一年中開始暖和的日子，而送來的卻是春的虛假的信息，每年在這以後還會急劇地冷起來。
格羅梅科一家正忙著收拾行裝上路。在這幢住戶大大增加、人數比街上的麻雀還要多的樓里，他們把這件事做得好像復活節前的大掃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度反對遷移。他並不干預他們的準備工作，認為這種多此一舉的行動不會實現，希望在關鍵的時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頗有進展並且接近於完成，於是就到了必須認真地談一談的時候。
「這麼說，你們都認為我不對，我們還是應該走？」他用這句話講完自己的反對意見。妻子接過話頭：
「你說是再勉強湊合一兩年，那時候調整好了新的土地關係，可以在莫斯科郊區申請一塊地，開個菜園子。不過當中這一段日子怎麼過，你並沒說出個主意。這才是最讓人關心的事，想聽的正是這個。」
「完全是說夢話。」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是支持女兒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同意了。「讓我裹足不前的就因為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我們是眯著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兒去，對那個地方毫無所知。在瓦雷金諾住過的三個人當中，媽媽和祖母兩個人已經去世，剩下的第三個人就是祖父克呂格爾，他如果活著也準會在鐵廖後面當人質。
「戰爭的最後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廠方面做了一些手腳，裝作把它們賣給了某一個冒名頂替的人或銀行，也許和什麼人象徵性地辦了過戶手續。對這些勾當，我們誰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誰的，我指的不是那該死的所有權，而是誰在照管？哪個機關負責？林木有沒有砍伐？工廠還開不開工？最後，那地方是誰的政權，等我們到了以後又會變成誰的政權？
「對你們來說，米庫利欽就是救命的寄託，這是你們常愛提到的人。可是誰告訴過你們，這位老管家還健在，而且照舊住在瓦雷金諾？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說出這個姓名才讓我們記住了以外，對這個人還了解什麼呢？
「不過還爭論這些幹什麼？你們決定要走，我也同意。現在就是需要弄清楚這事該怎麼辦。不要再拖了。」
為了辦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就到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去了。
直穿大廳的一條兩邊有欄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廳的石頭地面上躺著許多穿灰色軍大衣的人。他們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講話，聲音都異乎尋常地高，毫不考慮在共鳴很強的穹頂下面會造成多麼大的回聲。
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傳染斑疹傷寒的病人。因為醫院超員，危險期一過，第二天就讓他們出院了。作為一個醫生，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自己也遇到過必須如此辦的情況，但是不知道這種不幸的人會有這麼多，而且車站成了他們的棲身之地。
「您應該弄個出差證明。」一個系著白圍裙的搬運工對他說。「每天都得來看看。現在車次很少，要碰機會。事情明擺著……（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點什麼打點打點。不花錢就走不了。哦，就這個……（他用手指彈了彈喉嚨）這可是寶貝。」
就在這段時間前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被邀請去參加了幾次國民經濟高級會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則被請去給一個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員看病。兩方面都給了在當時來說是最高的獎賞——可以到剛設立的第一個內部供應點領東西的配給券。
供應點設在西蒙諾夫修道院內衛戍部隊的一個倉庫里。醫生和岳父穿過教堂的和營盤的兩道院子，直接走進沒有門檻就從地面逐漸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頂。展寬了的地下室的盡頭橫著攔了一條長櫃檯，旁邊站著一個神態安詳的保管員，正在不緊不慢地稱發食品，發過的就揮動鉛筆從單于上劃掉，偶爾離開一會兒去庫房取貨。
領東西的人並不多。「拿出你們盛東西的口袋。」保管員很快地看了一眼醫生和教授的單子，就對他們說。他們看著往那幾個用女式小枕頭套和大靠墊罩做的口袋裡裝進去的麵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著又塞進了成塊的豬油、肥皂和火柴，然後每個人又給了一塊用紙包著的什麼東西，到家以後才知道是高加索干乳酪，當時兩個人驚奇得眼珠子幾乎都要瞪了出來。
女婿和丈人儘快把許多小口袋捆成兩個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這裡磨磨蹭蹭，讓保管員討厭，他那種寬容大度的神氣已經讓他們感到很不自在了。
從地下室上來走到露天地里，兩個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為可以享受一點口腹之樂，而是意識到他們並非庸碌無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裡還能贏得年輕主婦東尼娜的誇獎，能讓她領情。
男人們一天到晚忙著去各有關機關辦理出差的證件和保留現在住的這幾間屋子的契約，這時候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就在家裡挑選應該打點的東西。
在目前登過記屬於格羅梅科一家的這三間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來走去，每當要把隨便一件什麼小東西放到應該帶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沒完沒了地在手裡掂量來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較為值錢的東西放到個人的行李當中，其餘的都準備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後當作交換手段去使用。
從敞開的小氣窗吹進來的春風，帶著點地剛切開的新鮮白麵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雞在叫，還聽得見玩耍的孩子們的說話聲。房間通風的時間越長，從箱子里拿出來的冬天穿的那些舊衣服就發散出更濃的樟腦丸的氣味。
至於說什麼東西應該帶著走，什麼東西不能帶，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來的，在留下來的熟人圈子裡依舊照辦。
這些囑咐都是簡短的、非照此辦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現在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腦子裡，以至於她在想像中似乎隨著院子里麻雀的叫聲和做遊戲的孩子們的喧嚷都能聽得到，又彷彿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從外面不斷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類的東西，」想像中的聲音說，「最好裁開，木過路上要檢查，這也危險。最可行的辦法是弄成一塊塊的，做成把毛邊縫起來的樣子。一般來說，可以帶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頂好是穿得木太舊的上衣。不值錢的、分量重的東西越少越好。因為經常要靠自己拿，別想帶什麼籃子、箱子。這些經過多次挑選出來的為數不多的東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動的小包袱。鹽和煙草最有用，這是實踐證明了的，不過也有很大的風險。錢要帶二十或四十盧布面額的紙幣。最難辦的還是證件。」另外，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注意事項。
出發的前一天颳起了暴風雪。風把一片片灰雲似的飄蕩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後又變成一股股白色的氣旋降落到地上，飛入黑暗的街道深處，給街道鋪上一條白色的被單。
屋子裡的一切都收拾停當了。照看這幾間房屋和裡邊留下的財物的事，託付給了葉戈羅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親戚——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去年冬天通過他們賣了些舊破爛和用木著的傢具，換來了劈柴和土豆，這樣才同他們認識的。
這事不能指望馬克爾。他現在把民警局當成了自己的政治俱樂部，在那裡雖然沒有控訴過去的房主格羅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後來卻責怪他們以往這些年總是讓他無知無識，有意不讓他知道人是從猴子變成的。
葉戈羅夫娜的這兩位親戚，男人過去是商業部門的職員，這時正由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領著最後一次檢查各個房間，捐給他們哪把鑰匙開哪把鎖，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同他們一起把櫃櫥的門打開又關上，把抽屜拉出來又推進去，什麼都要教給他們，一切都要解釋清楚。
房間里的桌椅都推到牆邊，路上帶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戶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風雪要比那為了防寒把門窗遮得嚴嚴實實的時候更加無阻攔地從外面窺視著空落落的房間。這就使每個人都回想起來一點什麼。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起了童年和母親的死，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想到的是安娜·伊萬諾夫娜的逝世和葬禮。一切都讓他們覺得這是今後再不會見到的這幢房子里度過的最後一個夜晚。在這一點上他們都想錯了，不過，當時是在不願讓對方傷心而彼此都不承認的迷們心情的影響下，每個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顧在這個屋頂下所過的生活，都強忍著在眼睛裡打轉的眼淚。
但這並沒有妨礙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會的禮節。她不斷地同受託照管房屋的那個女人交談。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不住地誇大她幫忙的意義。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們的關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間去一下，從那裡一會兒給這個女人拿出一塊頭巾、一件女短衫，一會兒又拿出一塊印花布或薄絹，當作禮物送給她。所有這些東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襯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