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說，我們去看市場。市場堆滿了貨品，從茶葉到鮮花到乾貨到草莓，到處都是人和垃圾。巨大的聲浪彙集成潮水，把人覆蓋至無法呼吸。炎熱。夜色。汗水。聲音。煙。氣味。手上的皮膚。食物。花瓣被踩成了爛泥。蘇走上天橋，扒在欄杆上俯拍涌滿了人的街道。兩邊是陳舊高大的建築，隔出一條被昏暗的路燈照耀的馬路，全都是攤販和遊客。混亂，骯髒，泛濫成災。蘇明顯地興奮起來。她手裡的相機頻繁地發出刺眼的閃光。
讓我們一直走到世界的盡頭去。蘇。
她在深夜，搭上從北京趕回家去的飛機。母親在電話里哭訴，父親病重。她的飛機再次晚點，在機場等到天黑。同時出發的，從北京開往大連的航班，在一個小時之後墜毀在海里。112個人死去。那天是5月7日。
在飛機上，她這樣疲倦。她又餓。她已經過了25歲，依然獨自一人，沒有給過父親她的婚禮和孩子。沒有給過父親任何安慰。她要帶他回北京。把他留在她的身邊。照顧他。她蜷縮在座位上，閉上眼睛。看到父親在機場喜悅的臉。但是她知道，這一次，父親不會出現。他已經病危。看見她，他會多麼的高興。
將睡未睡的昏沉。看見父親帶著她去買衣服。父親對母親說，女兒都讀高中了，應該穿些漂亮的衣服。他帶她在大街上走。一家店鋪一家店鋪地看。是冬天。她挑了兩件大衣，一件刺繡的木扣子羊毛開衫。還有圍巾。店員替她拿著換下來的衣服，一邊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爸爸呢。這樣好的爸爸。疼愛女兒。父親坐在旁邊的凳子上，他的腿因為走路而疼痛。他看她試穿衣服。他從沒有帶她看電影，從不帶她去冰激凌店，從沒有擁抱過她。那是他們很少的幾次單獨相處。她記得這樣清楚。那件羊毛開衫她穿了近8年。這樣喜歡。直到純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
趕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深夜11點多。父親的床位放在值班室門外的走廊里。她看到他的第一眼。看到他帶著血跡脹大的腦袋，看到他嘴巴里的氧氣管，腦子裡划過潔白的閃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一切都晚了。她知道她已經不能帶他走。
母親說，腦溢血。早上7點吃完早飯，一切無事，僅僅是站起來的一瞬間。送進醫院搶救，腦部清除掉血液後，再次出血。醫生已經放棄了他。說，結果是一樣的，你清楚了嗎。你清楚不清楚。她說，我清楚。她堅持讓他們動第二次手術。母親哭。不要再讓他痛了。還要再打開腦部，他怎麼受得了。她說，我們要動手術。必須動。必須。
她在手術室外面的水泥地上鋪了張報紙，坐在地上等。門口已經坐滿了人。空氣污濁悶熱。她靠著牆壁，沉默著，不吃不喝，無聲地掉眼淚。等了9個小時。她不能讓他死。她要把他帶走。
最後一次爭吵。她辭了職，在上海找到工作。她要走。她對著他說，我要離開這個家庭。我一定要離開。她激動地渾身顫抖。她不吃飯。整夜地失眠。父親沉默。什麼話也不說，臉上是一條一條突然蒼老起來的紋路。無能為力的。悲哀的。就像她回家過年之後，要回去。父親送她，一再地看著她，等她進了安檢，還在張望。同樣的神情。她知道他難過。他會一再地後悔自己為什麼讓她一走千里。她對他說，爸爸，以後你來北京和我一起住。我帶你去醫院看病。我們去旅行。他說，你自己先穩定下來。還是有些高興地笑。他的眼睛，眼白已經渾濁。這樣蒼老的男人。他的笑容像以前的黑白照片里一樣，寬寬的前額，嘴角帶著天真。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對話的內容。
她們去了中央廣場附近的大排擋。當地的居民排了矮矮的木桌子小椅子，兜售各種食物：炭火上烤熟的玉米，鮮嫩清香，微微有些焦。大盆大盆的貝殼和螺，與野菜及姜一起煮，1萬越南盾一碟子，就著啤酒吃。整桶的鮮豆漿和玉米糊，放了白糖。孵出了小雞形狀的雞蛋，煮熟後用勺子挖出來吃，能看到內臟和肌肉。放了牛肉片，鮮蝦和野菜葉子的米粉。年輕的母親帶著孩子在做生意，越南女子都是結實而勤勞的。廣場邊的台階上有乞丐裹著麻布睡覺。賣手工編織絲披肩的小攤女人在抽煙。
她們坐下來，要了兩碟不知道名字的螺。從遠處掠過來的涼風把帳篷吹得嘩嘩響。高山上的夜，在風中開始感覺到些微的寒意。她們喝酒。抽越南的當地煙。
蘇說，你是否覺得不安？
她說，這裡都是當地人，鬼佬太少。他們不來這裡。他們不來危險的地方。
蘇說，你不習慣和別人沒有距離地相處。也許他們離你太近。她說，我不知道。
你出來從不和其他人說話？
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始……你看那些日本來的獨自旅行的孩子，他們也總是沉默的，神情嚴肅。東方人都習慣收斂自己的感情。
以前曾經看到過三句話，是這樣說，工作的時候，不計報酬，愛的時候，想不起曾經受過的傷害，跳舞的時候，不知道別人的存在。
你會這樣做嗎。
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工作。也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愛和跳舞。她說。那你做什麼。
行走。只是行走。不說話地行走。
電影中的場景是這樣的：異鄉的高山頂上的小鎮，兩個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坐在燈光昏暗人聲鼎沸的大排擋里。旁邊是食物的熱氣，孩子，婦女，即將枯萎的長枝玫瑰，女人手指間的煙草，喝空的啤酒瓶。呼嘯的大風和越南語的聲音。
她們獨自出來旅行，各有歷史和往事，絕口不提，像所有清醒而表情寥落的旅者。一個女人在黑暗悶熱的劇院里流下了眼淚。另一個女人在天橋上俯拍一個混亂骯髒的市場。她們沉默。傾訴變成了嘴唇之間明明滅滅的陽光，穿越一座龐大陰暗的森林。
語言最後是禁忌的。是被廢棄，被遏制，被壓抑的。我們對自己說話，或者對陌生人說話。語言無法穿越時間。只有痛苦才能夠穿越一切永恆。
在父親死去的前一天晚上，她在他身邊守到很晚。走廊的盡頭，有一個窗口，能夠看到雨水傾瀉一樣地倒下來。深夜又有被急送進來的病人，是一個被卡車撞傷的男人。他的頭上有血跡，但身體看起來完整無缺。醫生很快就給他罩上了氧氣，進行輸液。他的推車就在父親的病床附近。男人的一隻腳上沒有鞋子。
就這樣，她看到了他的潮狀呼吸。那麼用力地呼吸著，似乎要把胸部的隔膜全部頂破。似乎要把靈魂釋放出來。寂靜的走廊里，除了雨滴的聲音，就是這有規律的一起一落的呼吸。
5分鐘後，男人被蒙上了白布。
那時候父親還在彌留。他的呼吸還是強盛著的，口中的氧氣管隨著頭部晃動。她開始感覺，他也許真的不會再睜開眼睛。她站在他的床邊。他們相隔著茫茫的生死。他要留下她一個人。她計畫的藍圖全部落空，曾經以為會有的贖罪和補償的時間，如同流水一樣，從手指間一股一股地滑落，消失。不會再有。
她記得自己跪在父親床邊的水泥地上，在深夜空寂的走廊里，把頭埋進床單里祈禱，神，請你寬恕我的罪。她聽到自己的聲音，含糊而深重地，穿透了塵埃。
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是多麼的卑微，脆弱，徒勞掙扎。
除了順服命運，我們一無所知。
蘇，我們曾經付出的一切，得不到任何救贖。
她抬起頭看蘇。她的眼睛很亮，浸潤著水，彷彿始終淚水閃爍。她說，我們再要一盤炒田螺，只要你不怕拉肚子。
不會，我帶著藥品。蘇說，如果我們恐懼太多，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穿越。有一個美國的攝影師，Joel Peter Witkin.，他從小生長紐約布魯克林貧民區，6歲時目睹一場車禍，被碾的小女孩的頭顱滾到他的腳邊，這個童年經驗影響了他日後的創作，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痛苦，死亡，指向畸形人和人類的病態。有記者問他，為什麼不願意拍些清純的東西，是覺得那樣會濫俗嗎。他說，賞心悅目的事情很容易做，但就像用自動相機，我無法得到滿足。我的作品是處於趨向光明的需要，但必先經過黑暗。
這句話我極喜歡。蘇說。我也是一個攝影師，但我不拍像Joel那樣的照片。我不拍用睾丸上吊的男人，傷口裡堆滿蔬果的死狗，沒有肢體的活人，接吻的死亡頭顱。經過黑暗的時間如果太漫長，會讓我們覺得寒冷。你一直想拍的是什麼。
大海。除了大海。還是大海。
他們說，從順化到會安，中途會經過峴港。而從峴港到會安的那段路途，屬於50個一生中必須看一次的地方。
大巴車一直在盤山公路迴旋。高山的另一端，就是深綠色的空曠寂靜的大海。天空有淡淡的陽光，海面幽暗清涼，如同地獄。它倒影著高山連綿起伏的蒼翠峰巒。越到山頂，空氣越潮濕寒冷，大片的雲霧籠罩在山谷中，車子穿過去的時候，霧氣撲面而來。沙灘。高山。山頂的雲層。深淺不一的綠色樹林。漁村。海面上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