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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績,其原因就在於此。她們永遠在回首顧盼自己已經走了多遠,而這中斷了她們的行程。按照這種程序,她們可以找到體面的職業,但不會有偉大的成就。此外還必須指出,許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職業也一無建樹。只是在把男女當中的最優秀者加以比較時,我們才會覺得女人落在了後面(除了少數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經過充分闡述的,決沒有拿本來作抵押。就作出偉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個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須首先堅信他在現在和未來能夠發現自我。由於剛剛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憐地置於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尋找自我。

有一類女人,以上的評論對她們並不適用,因為她們的職業不但絲毫沒有妨礙肯定她們的女性氣質,反而使這種氣質得到增強。這些女人通過藝術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徵;

她們是演員、舞蹈家和歌唱家。3個世紀來,她們幾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會上堅持具體的獨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們在社會上仍具有特權地位。以前,女演員被逐出教門,可是這種極其嚴厲的做法,卻始終認可她們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她們近乎風流,和高級妓女一樣在男人的陪伴下虛度大量時光;但她們以自己的工作謀生,在工作中發現了生活的意義,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縛。她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即她們的職業成功——和男人的職業成功一樣,有助於她們獲得性的價值;她們在獲得自我實現的同時,在證實自己是人的同時,把自我實現為女人:她們不會在相互矛盾的抱負之間左右為難。相反,她們通過職業證實了她們的自戀是有道理的;打扮、對美容的關心、魅力是她們職業責任的一部分。對迷戀於自我形象的女人來說,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麼,就可以做事,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滿足。如喬吉特·勒布朗所說,這種展露要有足夠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顯得替代了行動。偉大的女演員還會把目標定得更高:她要通過表現既定存在,去超越這一存在;她將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家和創造者,因為她在把意義賦予世界的同時,也把意義賦予了她的生活。

這是一些罕見的優勢,但裡面也藏著陷阱:女演員一旦不再把她的盡情自戀和她的性自由,與她的藝術生活結合為一體,便會極為經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風流韻事之中;我已經說過,那些徒有虛名的藝術家們通過電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讓自己成名,以作為在男人懷抱中加以利用的資本。同職業所要冒的風險和各種真正工作所含的約束相比,男性的資助所帶來的種種便利是十分誘人的。對女性命運——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對愛情的嚮往,並不總是能夠輕易地同想成功的意願協調起來。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經常限制她的演員成就;她會對她的純粹表演價值產生許多幻覺,以至覺得認真工作是無用的。她最關心的事是讓自己拋頭露面,從而犧牲了角色,把角色變成了戲劇化的大吹大擂。她還缺乏忘卻自我的博大胸懷,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絲那樣的藝術家實在少見,她們避開了這樣的暗礁,把她們的人身當做藝術工具,而不是把藝術看做她們自我的僕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員的私生活中,她也會增大一切自戀的缺點:她會把自己表現成是愛虛榮的、愛發脾氣的、愛做作的;她會把整個世界都看做舞台。

今天,表演藝術不是向女人開放的唯一藝術;許多女人還參加各種各樣的創造性活動。

女人的處境使她很容易通過文學藝術去尋求拯救。由於生活在男性世界的邊緣,她不是根據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據她的特殊觀點來觀察這一世界。對她來說,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積,而是感覺和感情的來源;事物當中所無緣無故存在的隱蔽因素,使她對事物的質發生了興趣。

由於持否定和拒絕的態度,她無法專註於現實,於是她用言語來對它表示抗議。她通過自然去尋找她靈魂的形象,她希望獲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註定會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領域才能夠將它恢複。要阻止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虛,要面對她難以承受的既定環境去堅持自己的權利,要創造一個她可以獲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須訴諸於自我表現。此外,人們也都知道她是個喋喋不休和粗製濫造的作家;她通過談話、書信和私人日記吐露心跡。如果她有一點報負,人們就會發現她在寫回憶錄,在把她的傳記變成小說,在用詩歌抒發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閑時間,這對從事這類活動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轉向創造性工作的環境,同時也是一個她往往無法越過的障礙。當她僅僅為充實她的時間空虛而決定去繪畫或寫作時,畫畫和寫文章將被當做憑空想像出來的工作來對待;她不會為它們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它們也不會有多少價值。女人經常在停經時決定拿起畫筆或鋼筆來,去彌補生存中的缺憾;但這時已經為時相當晚了,由於缺乏嚴格的訓練,她充其量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即便開始得很早,她也不會把藝術視為嚴肅的工作;她已經習慣於懶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從未感到過嚴格約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門實實在在的技術。她不得不對根本不會問世的,必然經歷上百次失敗、又上百次從頭做起的作品,徒勞地進行孤獨的探索;當她學習取悅於人時,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玩弄陰謀,所以她現在希望用些手段來達到「勉強及格」。瑪麗·巴什基爾切夫就明確承認說:「是的,我畫畫時確實沒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騙。」女人十分願意裝出工作的樣子,但她並沒有工作;她相信被動性具有不可思議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語和行動,把象徵性姿態和有效的行為混為一談。她自命為美術研究者,用一套畫筆把自己武裝起來;她坐在畫架前面時,目光從白色的畫布上漂移到了鏡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盤蘋果,不會自己出現在畫布上。當坐在桌子旁邊,腦海里反覆構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節的時候,女人很容易儼然是一個作家;但是她還必須真實地在白紙上寫出黑字,還必須讓這些字在別人看來也是有意義的。於是西洋鏡被揭穿了。為了取樂,可以製造海市蜃樓,但藝術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樓,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對象;為了塑造它,一個人必須熟悉自己的業務。

柯萊特並非僅僅因為她的天賦和氣質才成為偉大作家的;她的筆常常是她謀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筆去寫出藝術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創作出的好作品。在寫《克洛迪娜》和《生日》時,她從業餘作家變成了專業作家,這一轉變極其雄辯地證明了,經過一個時期的嚴格訓練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數女人都沒有認識到她們所溝通的慾望提出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她們的懶惰。她們總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認為她們的優點是來自於內在的優美,而不是認為價值是通過征服取得的。為了誘惑,她們只了解自我表現的方法;所以不論她們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們都沒有干預其成敗。她們假定,依此類推,表明一個人是什麼,這對表現和溝通就足夠了;她們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時,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發性;

寫作或微笑對她們全都無所謂;反正成功要麼會來,要麼不會來。她們如果很自信,就會認為那書或畫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她們如果很膽怯,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都會讓她們垂頭喪氣。她們沒有認識到錯誤可以開闢前進的道路,而是認為錯誤是無可挽救的災難,就和畸形似的。這就是她們常表現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們承認錯誤時惱怒而沮喪,沒有從中接受有益的教訓。

不幸的是,自發性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唾手可得:這種司空見慣的自發性的荒謬之處(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說的)在於,它常和對主觀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為作家並認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慮他人地描述她自己頭腦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實際上所做的只不過是再度編造迂腐透頂的陳詞濫調。如果有人把這一點告訴了她,她會感到吃驚;她會煩躁不安,把筆扔掉;她無法理解,讀者怎麼會用眼睛和深人心靈的思想去閱讀,全新的表現又怎麼會引起許多可愛的回憶?

如果在自己的頭腦中能把這些回憶搜索出來,並用給人以極其生動印象的語言加以表現,那麼這就是一種可貴的天賦。我們羨慕柯萊特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不會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們所關心的是她那深思熟慮的自發性——雖然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總是有意地放棄了其餘的素材。業餘的女作家不是把語言看做是人際溝通的一種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種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種途徑;在她看來,選擇和刪除就是遺棄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犧牲掉自己所寫下的任何詞句,因為她所是的那種人使她感到愉快,還因為她不希望變成任何其他種類的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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