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必須附帶地指出，她因此會去恢複一種男性神話。對於勞倫斯，就像對於許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樂當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對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於極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時也重新找到了自我。這種矛盾因人們的性能力的多樣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釋。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她通過日常生活知道他們的性無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則讓男人的偉岸達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夠鼓勵將這兩種人合二為一。一個正在和她認為出眾的男人相愛的少女寫道：
「如果我有名氣，R．肯定會娶我，因為他的虛榮心將得到滿足；他會趾高氣揚地讓我挽著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卻在瘋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個人完全可能是吝嗇的、卑鄙的、愛虛榮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個神；這些神畢竟是有弱點的。一個人若是作為一個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愛，就會受到極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對待，這種態度其實是真正熱情的另一面；而一個順從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則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該如何「操縱」與「對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軟弱的一面」，不讓他失去威望。這證明她並不關心他在實際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個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樣有的一般化本質。男性氣質是一種神聖的光輝，一種既定的、不變的價值，儘管掌握這一價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計較；相反女人卻嫉妒他的特權地位，通過在各方面不懷好意地表現出勝他一籌來尋求快樂。
女人對男人情感的這種曖昧性，在她對她自己和對世界的一般態度中也可以發現。禁煙她的那個領域被男性世界包圍著，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當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纏擾；如果她和這魔力聯合起來，那麼會輪到她走向權力。社會把自然變成了奴隸，但自然也在支配社會。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燒起來，但當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時，它就會停止燃燒。這種替女人辯護的含糊其辭的說法，是在花園裡比在城市裡，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時比在革命時更可以發現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夢想的大地統治，母親統治，以便不顧次要者身份而重新變成主要者。但是當她也是一個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時候，她卻只有通過美化那個束縛她的領域——賦予它一種超越度（ayransdentdemension），才能夠讓它具有價值。男人生活在一個協調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現實。女人則在勉強對付一種有魔力的、蔑視思想的現實，通過沒有真實內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虛無飄渺中對自己的命運這個純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動，而是在想像的王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說，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夢想。所以實際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為的，既是實實在在的，也是虛無飄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罈罈罐罐中度過，卻是一部輝煌的小說；她是男人。的附庸，卻自以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體上蒙受恥辱，卻把一切：
獻給了愛情。由於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發生的事情，她變成了耽於空想的祭司。
這種曖昧性還明顯在女人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上。它是個負擔：它在為物種的服務當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當中，在被動的多育當中被消耗掉了，對她來說，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純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樂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它潛伏著危險：女人覺得在受她「內部」的威脅。它是個「歇斯底里的」身體，因為內分泌液與控制肌肉、內髒的神經系統和交感神經系統有密切聯繫。女人拒絕為她身體所呈現出的反應負責；
在抽泣、嘔吐和激動時，它逃脫了她的控制，從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實，但也是她處處要遮掩的真實。不過它又是她光榮的替身；她在鏡子里看到它時覺得眼花繚亂；它是幸福的希望，藝術的佳作，活著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當她對鏡子里的自我微笑時，她忘記了她肉體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愛的擁抱中，在母性義務中被破壞了。但是當她獃獃地看著自己的時候，她常常對自己既是個女主角又是個肉體感到驚訝。
自然也同樣送給她雙重面目，它既供給湯鍋，又刺激神秘的顯露。當女人變成主婦和母親時，她放棄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歡安靜地種她的菜園，把養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顛倒。在大地的動物和植物當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裝飾物；但是她也在它們那裡看到了一種高貴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動。生命不僅僅是內在的、重複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被揭示為美。由於子宮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協調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風掠過，這春風就是精神。她在某種程度上仍不滿意，她和少女一樣也有一種未實現和不確定的感覺，在朝著無邊無際地平線無限伸展的道路的盡頭，她的靈魂也變得看不見了。她雖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卻仍舊欣喜若狂地發現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權的；她不再是母親、妻子和主婦，而是一個人；當她凝視被動的世界時，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個有意識的人，一個具有最起碼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漸消失了。她穿過荒原，把手浸過溪流，這時她不是為別人而是為她自己活著。任何一個經歷了種種奴役而仍保持獨立的女人，都會熱愛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則只會從那裡找到典雅、極樂的借口；她們在黃昏時，會徘徊於著涼危險和靈魂狂喜之間。
這種對肉體的世界和對「詩」的世界的雙重忠誠，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諱地去堅持的形而上學和智慧。她儘力把生命與超越結合起來，這就是說，她不接受笛卡爾哲學和它的形式邏輯以及所有的相關學說。她所熟悉的自然主義，和斯多噶學派或16世紀新柏拉圖主義者所信奉的自然主義相似。毫不奇怪，以納瓦爾的瑪格麗特為代表的女人，將要接受一種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學。如我們所見，女人在社會上信奉善惡對立說，在本體論上深感需要成為樂觀主義者——她必須相信，事物的本性總的來說是趨於善的。行動的道德規範對她不適宜，因為她沒有行動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這個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須是善；但是，一個善若是如斯賓諾莎的善那樣是靠推理認識到的，或是如萊布尼茨的善那樣是靠計算認識到的，便不可能與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種充滿生機的、她只要活著就可以被置於其中的和諧。和諧這個概念是女性世界的關鍵之一；它意味著一種固定的完美，意味著直接證明取決於整體同時又取決於對整體的被動參與的每一種成分，其存在都是正當的。於是女人在一個和諧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將通過行動所追求的東西：她和世界相互噴合在一起，她為它所必需，她為取得善的勝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視為啟示的時刻，她們發現自己同一個靜止的、自我滿足的現實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亞·沃爾芙（在《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中）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她整個的作品中），作為最高報償賜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時刻。那種存在於自由波濤的快樂是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體驗到的是一種恬靜的、充滿快意的充實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靜狀態才能夠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絕、怨恨和苛求的緊張氣氛中；她不可能因為享受到一個美好的下午或涼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責。但要在這裡尋求隱蔽的世界靈魂卻是妄想。不應當把善看做某種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諧的，而且任何個體在它那裡都不佔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種證明生存正當性的方式，一種最高的補償，是社會一向習慣於賜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須有一個為女人準備的宗教，猶如必須有一個為普通人準備的宗教，而且兩者完全出於同樣的理由。當強迫一個性別或一個階級處於內在性狀態時，就必須為它提供一個進行某種超越的海市蜃樓。男人讓上帝批准了他寫的法典，他擁有很大的優勢；既然男人對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權力，這個權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別榮幸的了。對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來說，除了別的，還有根據神授的權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對最高主宰的敬畏會壓抑被蹂躪的女性所產生出的任何反抗衝動。人們可以指望她輕信。女人對男性世界採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態度：她覺得天國里的上帝比內閣大臣還要遙遠，創世的神秘和發電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願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為它滿足了一種極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現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麼是壓抑的工具，而是一種欺騙的工具。與其說要女人以上帝名義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說要她相信，多虧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貴的男性處於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誘惑也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