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結了婚的人（下）
但總的說來，婚姻在今日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一種遺風，妻子的處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為她雖然仍負有相同的義務，卻不再享有相應的權利、特權和榮耀。男人今日結婚，是為了找到一個棲身之地，但他不想讓自己在那裡受到限制；他希望既有一個家庭，又可以隨時從那裡逃出；他雖然已有住處，可實際上常仍是一個流浪漢；他並不蔑視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當做目的本身；重複使他厭倦，他喜歡獵奇、冒險、反抗征服，喜歡找能使他擺脫adeux［雙雙]孤獨的夥伴與朋友。孩子們甚至比他們的父親更想擺脫家庭的限制：生活對他們來說在別處，在前面；兒童總想獵奇。女人試圖建立一個永恆的、連續的宇宙，而丈夫和孩子們則想超越她所創造的處境，因為這種處境對他們只是一種既定的環境。這就是她即使不願意承認自己終身致力於的活動有可疑的性質，仍要強迫他們接受她的服務的原因：她從母親和主婦變成了苛刻的繼母和潑婦。
所以，女人在家裡的工作並沒有給她帶來自主性；它對社會沒有直接用途，既不能開拓未來，也不能生產產品。它只有在與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產和活動中走向社會的生存者相聯繫時，才具有意義和尊嚴。這就是說，她的工作遠沒有讓她獲得自由，而是讓她依附於丈夫和孩子們。她通過他們證明自己生存的正當性，但她在他們生活中只是一個次要的中介。雖然「服從」在法律上不再是她的義務，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她的處境，因為這並不取決於夫妻的意願，而是取決於婚姻群體的結構。女人不被允許做一些積極的工作，因而無法贏得做一個完整的人的資格。不論她可能受到怎樣的尊重，她終歸是附屬的、次要的、寄生的。她身上之所以壓著沉重的禍根，是因為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義。這就是婚姻生活的成功與失敗，對她比對她的丈夫更至關重要的原因。他首先是一個公民，一個生產者，其次才是一個丈夫；她則首先是一個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個妻子。她的工作不能幫她擺脫她的處境，相反，她的工作正是由於她的處境才獲得或高或低的價值。如果她在愛，在無私地奉獻，那麼她就會愉快地完成她的任務；但如果她在完成這一任務時有怨恨，那她就會覺得它們是單調乏味的。在她的命運中，它們將只起次要作用，對婚姻生活的成敗沒有影響。因而，我們必須繼續來看看在生活中，女人的處境是怎樣被具體感受的——這一處境主要表現為床上「服務」和理家「服務」，而且女人只有接受她的附屬身份，才能獲得她的尊嚴地位。
少女從童年期進入青春期時，會面；臨一種危機；正是另一種更嚴重的危機，才使她進入了成人生活。在女人身上，除了突如其來的性發動帶來的紊亂外，還產生了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的種種轉變所引起的焦慮。尼采指出：
猶如被可怕的雷電襲擊，被婚姻一下子拋進了現實和性關係，發現愛情與羞恥處於矛盾之中，由於上帝與禽獸驚人地相似，而不得不覺得狂喜、犧牲、義務、憐憫和恐懼是一回事——這使在徒勞地尋找可以與之相匹敵的事物的精神感到惶惑。
在某種意義上，令人激動的傳統的新婚旅行，就是為掩飾這種惶惑而安排的：由於離開了她的日常世界若干星期，暫時中斷了她的所有社會聯繫，年輕女人失去了她在空間、時間和現實中的地位。但她或遲或早總要恢複那種地位，她在她的新家根本不會感到那麼自在。
她與姐家的聯繫，遠比與年輕丈夫家的聯繫密切，所以當突然中斷時，她有一種深切的被拋棄感，並對令人眩目的自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如果她已經得到了某些自由，或者，如果她仍處在家庭的支配下，因而仍可以指望得到某種保護，那麼這種變化就不會那麼顯著。但是通常，即使她想獲得自由，也會對離開她至今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感到不安。
只有圓滿而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重新給她造成一種寧靜的內在氣氛。但最初她往往不但不會感到愉快，反而感到煩惱。她的反應和月經初潮時的反應十分相像：她討厭對她女性氣質的這種揭露，一想到它將重複出現便會感到噁心。隨著經期的形成，少女傷心地意識到她還不是成人。隨著處女貞操的喪失和結婚，她變成了一個成人，最後一步也走完了——現在又怎樣呢？有一種驚人的失望感不但在依附著處女貞操的喪失，而且也在依附著婚姻本身：
一個雖然與她的未婚夫或其他男人有過「關係」，但婚姻對她仍代表完全進入成人生活的女人，往往會有這種反應。一個人在開始一項事業時總是意氣風發的，但沒有什麼比意識到他無法控制命運更讓他垂頭喪氣的了。對於這種決定性的、不可改變的背景來說，自由彷彿是極其不必要的。從前，當少女尚處在她的家庭的庇護下時，她儘可能地利用她所擁有的自由去反抗和期待變化，去贏得婚姻本身。現在，她結了婚，再也沒有別的前途，這就是她在人世間的全部命運。她完全清楚她即將承擔的任務是什麼：和她母親所承擔的任務一模一樣。同樣的禮儀將日復一日地被重複著。她做女孩子時一無所有，但她在夢想中期待一切。她現在總算有了自己的一點點地盤，卻在苦惱地想：「永遠只有這麼一點點！永遠就是這個丈夫，這個住處。」她無所期待，也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
然而，她對她承擔的新責任感到畏懼。即便她的丈夫是一個成熟而又有權威的人，她同他發生性關係這一事實也會使他威信掃地：他不可能取代父親，更不用說取代母親了。他不可能讓她不再嚮往她的自由。在她新家的孤獨中，受一個她多少有點陌生的男人的束縛，不再是個孩子，而是個妻子，並且註定要輪到她去做母親，這令她不寒而慄。她永遠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失落在前途無望的世界，被棄於冷冰冰的現在，於是她開始覺得這純粹無聊的騙局實在是乏味得很，令人麻木不仁。這一切苦惱，被異常透徹地描寫在年輕的托爾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記中。她懷著少女的熱情嫁給那位偉大的作家，卻發現自己對他的過去，對他的興趣一無所知。她在他的生活中並不是第一個女人，她無法看透他的心思，肉體關係令她感到厭惡，他時常發脾氣，顯得冷酷無情，她想去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她為什麼要永遠離開家？她無所事事，精神空虛，一無所求，生活令她厭倦。小說家柯萊特和馬塞爾·普雷沃也都描寫過這種可悲的厭煩和失望。雅內之類的精神分析學家們，則談到了有時在極端情況下所導致的神經症後果。
婚姻對男人也常常是一種危機，他在訂婚期間和開始婚姻生活的最初幾天，有時會發生精神紊亂，就證明了這一點。年輕男人不像他的姐妹們那樣依戀家庭，他屬於某個團體——
高中、大學、學徒工廠、運動隊、團伙，從而使他免於孤獨。他在真正開始自己的成人生活時離開了這類團體，他害怕自己變得越來越孤獨，於是常用結婚來加以逃避。但是，他被把夫妻視為一個「婚姻社會」的那種普遍錯覺所愚弄。除非在情慾迸發出短暫火花的那一刻，兩個人無法形成一個世界，從而他們每一方都無法防禦外部世界的進犯：這一點，他們在結婚的第二天就都認識到了。在這之後的不久，變得親近溫順的妻子，並沒有使她的丈夫擺脫孤立狀態；她是一個負擔，而不是一條出路；她沒有把他從他所承擔的責任的重壓下解救出來，相反卻加重了這些責任。性差別常意味著年齡、教育、處境方面的差別，而這些差別沒有給真正的相互理解留下任何餘地：這兩個人很親密，可仍很陌生。以前在他們之間就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女孩子在愚昧無知的狀態下長大，她沒有「過去」，而她的未婚夫卻有過「生活」，於是應當由他把性的知識傳授給她。這種微妙的角色給某些男性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而別的目光比較敏銳的男性，則在不安地揣測著在他們與他們未來的配偶之間究竟有多遠的距離。在《無知的年齡》一書中，埃迪絲·華頓指出了1870年的一個年輕美國人對他未婚妻所產生的疑慮：
他懷著一種新的敬畏之情，注視著這個他即將成為她的靈魂監護人的年輕人所袒露的前額，嚴肅的眼睛，天真快活的小嘴。作為他所歸屬並且所相信的社會制度的產物，這個什麼都不懂卻什麼都期望的年輕姑娘，像個陌生人似的也在注視著他……既然他作為「正派人」，有義務向她隱瞞他的過去，而她作為該出嫁的姑娘，也有義務沒有可隱瞞的過去，那麼他和她又能相互了解些什麼呢？……這位作為精心設計的神秘制度的中心的年輕姑娘，恰恰由於她的坦率和自信，而顯得更加不可思議。她坦率，可憐的寶貝，因為她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她自信，因為她不知道有什麼該防備的。她的準備不過如此，可是她要在一夜之間被投入人們所含糊地稱之為的「嚴酷現實」中……
但同她短暫的歡娛之後，他認為這種種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製品，又感到沮喪……這是母親們、姑姨們。
祖母們以及早已死去的女祖宗們所陰謀炮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