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法國大革命以後：就業與從政
人們也許以為法國大革命會改變女人的命運，實際上根本沒有這麼回事。這場中產階級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產階級的制度和價值，幾乎是由男人獨自完成的。強調下面這一事實是重要的，即在舊制度中，作為一個性別，工人階級婦女始終擁有最大的獨立性。女人擁有經營權，擁有她獨立就業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權力。她可以做縫紉工、洗衣工、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參加生產活動。她或在家裡工作，或在小店裡工作；她在物質上的獨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動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階級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在小旅館裡，可以隨意處置她的身體，和男人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她是丈夫的夥伴，和他是平等的。她受壓迫是表現在經濟方面，而不是表現在性別方面。在農村，農婦在農業勞動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她被當做僕人對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兒子同桌吃飯，她比他們更艱辛地過著牛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勞累還要加上母性負擔。但和古代農業社會一樣，男人有必要讓她受到他的尊重。他們的財物，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牽掛完全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權威。由於生活艱苦，這些女人也許可以表現自己，要求得到她們的權利；但怯懦和順從的傳統卻沉重地壓在她們身上。法國大革命前的國會cahicrs（陳情書〕幾乎沒有包括女性的權利要求，這些陳情書只限於讓男人不要從事文人的職業。在示威和暴動時，肯定會看到女人站在她們丈夫的旁邊。不過，這些女人到凡爾賽的目的卻是為了到麵包房去找「麵包師，他的妻子，他的學徒」。但是，領導這場大革命並享受其果實的，並不是這些普通百姓。
至於中產階級婦女，有些人則熱情投身於自由事業，如羅蘭夫人（MllleRobo）和呂西勒·德穆蘭、夏洛特·科黛（ccttey）是她們當中深刻影響大革命進程的人物之一，她暗殺了馬拉。當時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權主義。奧林拍·德·古傑（OlylnpedeGoUgde盧1789年提出了《女權宣言》，和《人權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中要求廢除一切男性特權，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斷頭台。當時還出現了一些短命的刊物，少數婦女徒勞地從事政治活動。
17op年，法國廢除了長子繼承權和男性的繼承特權，在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為平等的人。1792年，通過了一項法律，確認了離婚權，因而婚姻束縛有所鬆懈。但這僅僅是些不重要的勝利。中產階級女人和家庭結合得太緊密了，以至作為一個性別沒有任何明確的共同責任感。她們沒有構成一個可以推行自己主張的獨立等級：在經濟上她們過著奇生生活。於是，那些本來可以不顧自己的性別去參加事件的女人，由於本階級的緣故卻無法去參加，而那些屬於行動階級的女人，卻被迫不採取行動，只去做女人。經濟權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婦女便可能贏得寄生女人——貴族婦女或中產階級婦女一一從未有過的權利與特權。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但一旦社會重新組織起來，她又被牢牢地束縛在奴隸地位上。從女權主義的觀點來看，法國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但對現代法國婦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軍事專政時期就決定了。拿破崙法典把她的命運固定了整整一個世紀，大大延遲了她的解放進程。和所有的軍人一樣，拿破崙寧願讓女人只做母親。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繼承者，他也並沒有破壞社會結構，給予母親明顯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調查父親身份，為確認非奸母親和婚生子女規定了嚴格條件。已婚女人本人並未因為有做母親的尊嚴而受到庇護，封建的矛盾在這裡依然存在八女孩子和妻子被剝奪了公民資格，她們無法行使法律上的權利，擔當監護人。但是在婚姻維護舊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時，獨身女人和老處女卻擁有一切公民權。妻子必須服從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姦將她單獨監禁，提出和她離婚。如果丈夫當場捉姦並把她殺死，法律認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婦帶到家裡才應受到懲罰，也只有在這時妻子才可以提出離婚。居住地由男人決定，他對子女的權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經商，她承擔的義務必須由他認可。她的人身和財產都受著婚姻的嚴格控制。
18世紀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劇了拿破崙法典的苛刻性。離婚在1826年被廢止，直到1884年還沒有恢複，當時離婚仍很困難。中產階級決非很強大，它的權威還很不穩定，它要認真對付產業革命帶來的潛在威脅。據宣稱，造出女人是為了家庭而不是為了政治，是為了做家務而不是為了履行社會職能。奧古斯特·孔德稱，在雄性和雌性之間有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異，這使它們徹底分離，尤其在人類當中。女性氣質是一種「延長的未成年狀態」，這種狀態使女人不具備「人類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預言，以後家外女性勞動將完全被廢除。在道德和愛情上，女人也許會處於優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裡沒有經濟或政治的權利，男人就仍然是優越者。
巴爾扎克用更加譏諷的口吻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學》中寫道：「女人的命運和她唯一的榮耀是贏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動產，確切地說，只是男人的附屬品。」他這是在反對18世紀的放蕩，在反對當時危險的進步思想，也是在為反女權的中產階級辯護。巴爾扎克指出，排斥愛情的資產階級婚姻自然導致通姦。他告誡丈夫們要嚴加管束，不要讓妻子有任何機會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儘可能地不讓她們引人注目。中產階級按照這種程序把女人關在廚房和家中，嚴密監視她們的一舉一動，使她們完全處於依附地位。作為補償，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極其溫文爾雅的對待。巴爾扎克說：「已婚女人是一個必須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隸。」在小事上必須徵求她的意見，把她擺在第一位。人們不應當像原始人那樣，讓她負重，而應當迅速讓她擺脫一切艱巨任務和憂慮——同時擺脫一切責任。大多數資產階級女人都接受了這種冠冕堂皇的約束，幾乎聽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納說，讓人們受到束縛比讓他們擺脫這種束縛更容易，只要這種束縛會帶來利益。中產階級女人之所以依戀她受到的束縛，是因為她在依戀本階級的特權。若是擺脫男人的束縛，她就必須為謀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階級女人沒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她認為，資產階級婦女的解放將意味著本階級的滅亡。
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由於這種頑抗而停下來。機器的出現摧毀了土地所有制，推動了和婦女解放運動一起出現的工人解放運動。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都力促女人走出家庭，贊同她獲得解放：柏拉圖設想出了一種公有制，認為在這種制度下婦女將享有斯巴達女人那種自主權。隨著聖西門（Saintsimon）、傅立葉（Fourier）和卡貝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出現，也產生了「自由女人」的烏托邦。這種理論認為，對工人和女人的奴役應當廢除，因為女人和男人一樣是人。不幸，這種合乎理性的思想在聖西門主義這一學派並不流行，如傅立葉就把婦女解放和恢複肉慾混為一談，要求每個人都有屈從情慾召喚的權利，希望用愛情替代婚姻。他認為女人不是一個人，而只是在發揮她的色情功能。卡貝認為有可能實現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對女人參與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則要求讓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讓她們獲得解放。在19世紀，由於改革的影響，始終存在著對女人的高尚見解，這種見解也出現在維克多·雨果（Victn）那裡。但是，婦女事業卻被支持女人的無能之輩搞得有點聲名狼藉。俱樂部。雜誌以及「布魯默主義」之類的情願運動，全都淪為笑柄。當時最有知識的女人，如德·史達爾夫人（Miae）和喬治·桑（Geongsana），始終在迴避這些運動，為自由而進行她們自己的鬥爭。但總的說來，女權運動得到19世紀改革運動的支持，因為這一運動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魯東（Proudhon）是個明顯例外，他破壞了女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聯盟關係。他把正派女人貶到家裡，貶到依附於男性的地位，他試圖證明她的劣等性。「要麼當主婦，要麼做妓女」，這就是他為女人所提供的選擇。但是，和所有反對女權的人一樣，他也為「真正的女人」，即處於奴隸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進行熱情的祈禱。蒲魯東雖有這種熱情，卻不能讓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魯東夫人的書信只不過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這些理論論爭都沒有影響事件的進程，它們只不過是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經濟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這一地位從史前時代就已失去——是因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業生產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機器使這種劇變成為可能，因為在機器生產中男女工人的體力差異基本上不起作用。工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是男人所無法單獨提供的。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女人的合作成為必然。這是19世紀發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變了女人的命運，為她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