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輕逸 （Lightness）
在第一講里，我要談談輕與重之間的對立；側重於對輕的價值判斷。這並不是說我認為重的價值較少引人入勝，而僅僅是因為，對前者我有更多的話可說。
寫了四十年小說，探索過各種道路和作過多種實驗之後，應該是我尋求自己畢生事業的總體定義的時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寫作方法一直涉及減少沉重。我一向致力於減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體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於減少故事結構和語言的沉重感。
在這一講中，我要嘗試向我自己一一還有諸位一一解釋清楚，我何以認為輕是一種價值而並非缺陷，指出在哪些過往的作品中我發現對輕的理想，並且表明現在我把這種價值放置在何處，又如何將其投射於未來。
我先談談上述最後一點。我開始寫作生涯之時，每個青年作家的誡命都是表現他們自己的時代。我帶著滿懷的善良動機，致力於使我自己認同推動著二十世紀種種事件的無情的一一集體的和個人的一一動力。在激發我寫作的那種探險性的、流浪漢般的內在節奏，和世界上時而戲劇性時而丑怪的狂熱景象之間，我設法尋求和諧。不久以後，我就意識到，本來可以成為我寫作素材的生活事實，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夠具有的那種明快輕鬆感之間，存在著一條我日益難以跨越的鴻溝。大概只有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難解；而這些特性，如果不設法避開，定將從一開始便牢固地膠結在作品中。
在某些時刻，我覺得整個世界都正在變成石頭；這是一種石化，隨著人和地點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別，然而絕不放過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就像誰也沒有辦法躲避美社薩（Medusa）那種令一切化為石頭的目光一樣。唯一能夠砍下美杜薩的頭的英雄是柏修斯（Perseus），他因為穿了長有翅膀的鞋而善飛翔。柏修斯不去看美杜薩的臉，而只觀察映入他青銅盾牌的女妖形象（即使是在此刻，我即將落入這石頭老虎鉗之際，也還是柏修斯才能解救我；每當我想談談我自己以往生涯之時，無不如此）還是讓我用希臘神話中的形象來說明為好。
為斬斷美杜薩首級而又不被化為石頭，柏修斯依憑了萬物中最輕者，即風和雲，目光盯緊間接映象所示，即銅鏡中的形象。我不由自主地立刻把這篇神話看作是對詩人與世界的關係的一個比喻，寫作時可資遵循的一種方法。但是我知道：任何闡釋都有可能損害一篇神話的涵義，從而將其窒息。對於神話，切切不可輕率。最好讓神話存於記憶之中，玩味其每個細節、多加思考，卻又保持住對於其形象語言的感悟。我們從一篇神話中領悟的道理在於文學的敘事過程，而不是我們從旁對其添加的因素。
柏修斯和美杜薩之間的關係是繁複的，並不止於這女妖被斬首。從美杜薩的血里誕生出了飛馬佩加索斯（Pegasus）：石頭的沉重轉化成為其對立物。佩加索斯的馬蹄踩上赫里肯山（Mount Heli），便引發出一股清泉，這是司文藝眾女神飲水的地方。據這篇神話其他一些變體，是柏修斯乘坐了生於美杜薩可咒之血、卻又為眾文藝女神鍾愛的飛馬佩加索斯。（說來也巧，就連柏修斯的有翼之鞋，也來自妖魔界；他取自於美杜薩另外兩個姊妹——這兩姊妹共用一個牙齒、一隻眼睛。）至於那斬下的首級，柏修斯則沒有丟棄，而是藏在袋中隨身攜帶。在他的敵人可能快要戰勝他的時候，他只消抓住那首級上由小蛇組成的髮捲，這件血淋淋的戰利品在這位英雄手裡便立即變成一件克敵制勝的武器。這件武器，他只在非用不可之時才使用，而且只用來對付那些罪大惡極只配化為石像的對手。在這裡，這篇神話肯定是給予我們某種啟示，蘊含在只能作如此解釋的形象之中的啟示。柏修斯通過藏匿的辦法成功地制服了女妖兇險的臉面；正如起初他通過在銅鏡中觀察它的辦法戰勝了它一樣。
柏修斯的力量在於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觀看，而不是在於他拒否他命定生活於其中的現實；他承擔著現實，將其作為自己的一項特殊負荷來接受現實。
在柏修斯和美杜薩的關係方面，我們可以從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學習到更多的東西。柏修斯贏得了另一個戰鬥：用劍把一個海妖劈成碎塊；解救了安德洛梅達（Andromeda）。現在他要做一件事——在完成一件如此令人厭惡的任務之後人人都想要做的一件事：洗手不幹。但是，另一個問題旋即出現：把美杜薩的頭放在什麼地方。在這裡，奧維德的幾行文字（iv. 740-752）在我看來不同凡響，表明一個人要想充當斬妖勇將柏修斯應該具有何等細心周密的精神：「為了不讓粗沙損傷這長滿小蛇髮捲的頭，他用柔軟的樹葉鋪墊地面，上面又加一層水下植物的嫩枝，才把美杜薩的頭放下，臉朝下。」我認為，柏修斯作為一個英雄所代表的那種輕逸，在對如此兇惡、如此恐怖，同時又有些脆弱和夭折的妖怪所表現出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禮儀姿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但是，最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如下的奇蹟：細軟的海草稍一觸及美杜薩就變成了珊瑚和水仙，而且，為了讓珊瑚成為裝飾品，又急急忙忙把嫩枝和海藻推向那可怕的首級。
在優美的珊瑚同美社薩這種凶蠻恐怖形象的衝撞之中，包含著深遠的意義，我不願意強加說明或解釋而去損害其意義。
我所能夠做到的是把奧維德的詩句和現代詩人歐傑尼奧·蒙塔萊（Eugenio Montale）的詩句加以比較。我們在蒙塔萊的《小遺囑》（Piccolo testamento）中也可以找到可資作為其詩歌象徵的最為微妙的因素「蝸牛珠母層顏色的蹤跡／或者碎玻璃般的雲母片/要起來對抗一個可怕的惡魔，一個撲向西方城市的、長著漆黑色翅膀的魔鬼"。這首詩寫於一九五三年，蒙塔萊在其他詩中從來沒有引發如此具有啟示意義的景觀，正是這些微弱的、泛出光澤的蹤跡構成了前景：與壓城黑雲般的災禍形成對比：「即使燈光一一熄滅／舞蹈化為凶狂踢踏／你也要把它的灰燼珍藏在室盒之中。」但是，對於最為脆弱者，我們如何能夠袖手旁觀呢？蒙塔萊的詩是一篇表白，表明他信賴那看上去似乎註定消亡的事物，信賴那僅在依稀可見蹤跡中包含著的道德價值："那細弱見微的閃爍，不是正在熄滅的火柴。"
為了談談我們的時代，我兜了一個大圈子，還動用了奧維德的脆弱的美杜薩和蒙塔萊的黑翼魔鬼。一個小說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務變作為某種無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對象，就難以用實例表現他關於輕的觀念。這正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確，十分直截了當。他的小說《生活中不可忍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實際上是對生活中無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來的一種苦澀的認可，這不僅僅存在於他的祖國命定遭受的那種極度的、無所不及的受壓迫的處境之中，也存在於我們大家所處的人類命運之中，儘管我們可能要比他們幸運十倍、百倍。對於昆德拉來說，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於威迫，把我們裹得越來越緊的公共和私人事務的小孔眼大網般的威迫。他的小說告訴我們，我們在生活中因其輕快而選取、而珍重的一切，於須臾之間都要顯示出其令人無法忍受的沉重的本來面目。大概只有憑藉智慧的靈活和機動性我們才能夠逃避這種判決；而這種品質正是這本小說寫作的依據，這種品質屬於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應該像柏修斯那樣飛入另外一種空間里去。我指的不是逃進夢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須改變我的方法，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種不同的邏輯，用一種面目一新的認知和檢驗方式。我所尋求的輕逸的形象，不應該被現在與未來的現實景象消溶，不應該像夢一樣消失……
在廣闊的文學天地之中，永遠存在著有待探索的途徑，無論是最近的還是最古老的風格和形式都能夠改變世界給予我們的形象。但是，如果文學還不足以令我確信我不是在追逐夢景，那我就要求助於科學來培育我的景觀，因為在科學中一切沉重感都會消失。今天，科學的每一個分枝都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為細小的實體支撐著，如脫氧核糖核酸所包含的信息，神經元的脈衝，夸克，以及自從時間開始就在空間漫遊的中微子……
還有計算機科學。的確，軟體只能夠通過沉重的硬體來發揮它輕捷的功能。然而，到底還是軟體發出指令，影響著外在世界和機械，機械只作為軟體的功能實現物而存在，機械的發展可以實現更為複雜的設計。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像第一次那樣，沒有向我們展現車床轟鳴和鋼水奔流這類驚心動魄的形象，而是提供以電子脈衝形式沿著線路流動的信息流的「點滴」。鋼鐵機械依然存在，但是必須遵從毫無重量的點滴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