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車與重炮。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畫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著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象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著，作為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著步兒說，語聲不象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裡去？為什麼逃？難道這裡不是我們的土地？」「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裡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著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為國犧牲上，誰的血灑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為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著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為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裡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著。「死不為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著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范明力，王文義，願為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布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著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著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著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著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象是回應著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
在驢兒衚衕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著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她老是那麼乾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著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著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著誰誰剛才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裡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衚衕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著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裡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著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著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著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著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群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裡，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著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著，在秋陽下閃著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重，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著。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為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著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夥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她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為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裡，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裡坐得更久了，那個東西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象個臭蟲，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嘴才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著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著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裡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為著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