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堤整理
談文學
我談文學也不是從理論上來談，我僅僅是說我體驗過文學的這種生活。
我也很放肆，幾十年來，我搞過音樂講座——我五線譜都搞不清楚的，（鬨堂，掌聲）
我還開過拳擊和摔跤講座，（鬨堂）
也講過地質學、林學和昆蟲學。所以我今天談文學同上述的講話一樣，都是不作準的。
為什麼不作準呢？我早在開始的時候就已申明過我的局限性。
老實說，我所依仗的力量是「童叟之言，百無禁忌」。
在各位專家面前放肆，放了一些童叟、幼稚、木吶的論調，相信不啻會得到原諒，甚至還希望得到喜歡。
文學在我的生活裡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
我一生的70％的時間部花在木刻上，在學校，我教木刻。
為什麼我喜歡文學，喜歡雕塑，而繪畫擺在最後呢？因為繪畫可以養活前面三樣行檔。
文學也好，雕塑也好，都養不活自己的。（掌聲）
等我積蓄上可以的時候，就可以搞文學，搞雕塑——費錢又費時間。
文學，一支鋼筆就行了，但是稿費太少了。（掌聲）
文學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在義大利家裏的三樓寫文章，寫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
我女兒就問我你笑什麼？我說寫到了得意的一段，是關於家鄉的事情。
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別人能給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給的。
我相信科學，政治講科學，也就民主了。
我的第一篇文學「著作」，是70多年前寫在故鄉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
大概是五歲還是四歲。全文是：「我們在家裏，大家有事做。」旁邊還畫了兒個京劇的臉譜。（掌聲）
「稿費」很豐富，挨了一頓痛打。（鬨堂、掌聲）
新木的房子用墨書寫起來，簡直「入木三分」，書法酣暢，所以70多年後的今天還留在那裏。
房屋的板壁是我背負的文學的十字架的那種神聖感的紀念。
好些朋友問我，為什麼寫東西不用秘書，不用錄音和電腦？
我不明白寫文章用秘書用答錄機用電腦，怎麼還能寫出來。
或許將軍和老革命家敍述回憶錄的時候需要秘書，文學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語句的講究，
有上下旬音韻的節奏，有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夠醞釀出來的那種情調和氣氛，它不能光是講故事，
它要進入情境進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鴉雀無聲地促湧出來。
要是有第二個人坐在旁邊，那就受到干擾了。
有一位陳恕先生，他在介紹《尤利西斯》的時候，說喬伊絲的文筆：
「在文學上精心推敲，使得每一個字都有音樂的韻味。
從結構上說，人物，語言和主題的陳述、再現和發展，酷似一首交響樂。
此外，他還模仿音樂、聲樂和樂器，精巧處理字和音節，節奏形式都是以聲樂配置而精心設計的，
母音、輔音、短語和節拍，經過細心安排，使之達到聽覺的效果，
高音及音色都和木管、銅管、打擊音樂相諧調，傳到聽眾的耳際和腦際，變成和諧音樂。
他對中心賦格的處理，使行動的敍述部分，編輯在精心設計的重複的旋律中。」
也就是說，他在寫東西的時候想到的是音樂，音節，文字的排列。
我喜歡講究的文學，喜歡有許多層次的音樂背景的交響樂式的文學，
所以有時候我故意找所謂的背景和層次來欣賞，我也如此這般地看待現實生活與人物。
這是一個講故事的開場白，底下的文學就是故事了。
「文革」以前，我跟人在邢臺地區搞「四清」，地委書記叫做賀耀明（音），常常給我們作報告。
他的報告雖然長，但是不討厭，有不少精彩的插話和故事。他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地委大廚房有一個70多歲的老炊事員，是個老共產黨員，沒有文化。解放前讓國民黨抓去受盡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
國民黨行刑的人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他說：「是。」
「那麼你清楚你的領導是哪一個嗎？」
他說：「清楚啊。」
「你瞭解你的組織活動嗎？」
他說：「我怎麼不瞭解，當然瞭解呀。」
「那麼好吧，把你瞭解的都說出來，我們就不再讓你受刑了。」
他說：「上級交待過不讓說！」（掌聲）
後來他還在做炊事員。他沒什麼文化，不需要像李玉和那樣，一邊唱一邊講道理，
就是那麼簡單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說出來了。
1959年我帶了一個聰明而又逗皮的學生
——現在他已經是老教授了，原來在長沙，現在在哪裏我不清楚了——回到鳳凰，督促他搞畢業創作。
他原本搞得很隨便，畫幾筆，弄幾個銅版畫，將他在電影學院裏的女朋友像當作畢業創作。
我很生氣，就強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鄉鳳凰。住在我家。
幾天以後，我就和本地一個美術青年陪著他到鄉下總兵營去。
總兵營在離鳳凰70多裏地的高山上，出發的那天下著大雨。出城之後溯江而上，到了堤溪。
堤溪是我小時候翹課的重點風景區。（掌聲）
河兩邊是懸崖，摻雜著竹林和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樹木，太陽要到中午才照得到這條河流。
河淺而寬，以樹雜著無數石條，直到彼岸的稱為跳岩的設備過渡行人
﹝解釋：這個聽得懂吧，石頭豎著，人踩在上面一個一個過河的﹞，兩邊各有小碼頭，是遠鄉趕集必經之道。
雨下得大，離城五裏已經泥濘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濘上，有如溜冰，於是我們停憩在小石碼頭對陣的兩座小木屋前。
木屋主人，擺著個小香煙攤，天晴天兼賣茶水。
我從背包裏取出早就準備好的防滑用的「鐵馬」，乘休息之便，綁在草鞋底下。
木屋的主人30來歲，是位清臒的文雅人，給我抽出床墊底下的稻草搓繩子，順便問我是哪裏人，到哪裏去。
我說是北門文星街黃家的子弟，他興奮起來，他告訴我他是我父母的學生。
認識，那就好辦了，也就變成了有交情的朋友。
我說好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他說他會在後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葉，好了，等我們回來在溪邊好好地喝一次茶。
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了，一路想念等著我們的那個茶亭主人和那一壺好山茶，
過了跳岩，小木樓的門上了鋪板了，可能是主人進城去了。
我們坐在木樓前的石階上，真是書上所說的悵然良久。喪氣地走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裏。
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長了野漆樹。幾天之後我從街上回家，見路邊停著塊門板。
門板棉被底下蓋著個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邊輕輕地抽泣，說著：「兒呀兒呀，你怎麼這麼蠢。」
吃飯的時候我想起這件事便告訴母親，母親說她早聽到了。
這個人在堤溪幫公社賣香煙，前幾天過路趕場歇腳的人順手偷了他兩塊多錢，
他想一想沒有錢交公社的賬了，便一索子弔死在樓上。
這麼說來，這位朋友「掛」在樓上的時候，我們坐在樓下，還在想念他那一壺好茶。
那個時候為一兩塊錢，逼死一個人的說法，現在沒有人會相信了。這是一個故事。
還有一個故事。
1960年前後，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我那幫學生跟我到遼寧金縣①朱家屯的一個黑嘴子漁區體驗生活兩個月，
我把我四歲大的女兒帶在身邊，讓她有機會見習見習這個世界。
黑嘴子那個地方，只有漁汛的時候漁民才來這裡捕魚作業，平時都在五六裏七八裏的家裏，這兒到時候使荒無人煙。
漁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便成了一個熱鬧的場所。
有一天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農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兒，她一見她就喜歡得不得了，
硬說要帶她回五里遠的家裏去，說有一樣好東西要送給她。
我想好東西大概是海裡面撿來的貝殼什麼的，於是一位年輕的漁民和我及我的女兒便跟著她上路了，
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路越走越遠越陡，穿過好多麥田，來到一個靜悄悄的村莊，大夥都在地裏勞動。
女孩開了村邊一個小院子的大門，又開了堂屋的門，所有的炕上都在培著白薯秧子。
女孩太過興奮，房門費了好大的勁才打開，炕上仍然是秧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