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海
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發生並貫穿於這個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懷舊聯繫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開始，大陸恢複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結束，大約有六百萬的青年學生先後走進校園，他們當中，年齡小的剛剛成年，也有三十幾歲的大齡學生。他們一般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當他們與八十年代狹路相逢時，正是他們人生意識的成長時期，因而一方面他們續傳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時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們思考的深度遠超他們的師長，又遠非後來人可比。這一代人，本文所稱「八十年代人」這個概念並非時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選擇「八十年代人」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因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對傳統的大反思中表現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舊停留在「科學」與「民主」的認定上，沒有在現實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恰恰是柏楊先生鮮明的現實批判，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啟蒙，給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彌補。
一、適時出現的柏楊
幾乎所有能夠持續生長的事物，都必須有著它的緣分。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沒有緣分，於是中國錯過了可以依託海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機會。後來的乾嘉盛世，不過是歷史中國最後的繁榮，《南京條約》於是成為必然。
大陸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極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說《歸來》（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張揚也是沒有緣分。他的「錯誤」在於這部小說創作得太早，所以在當時他只好成為「反革命」，坐牢四年，幾乎被槍決。但是後來的張揚依舊沒有緣分。若干年後，這本小說的總印量達到了四百三十萬冊，然而張揚拿到的全部稿費只有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的八十年代初期，還沒有後來比較完善的稿費制度，張揚的緣分可謂糟糕至極。
緣分有時看起來只是和某一個人有關，但就是這個人往往是在意味著一個時代。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
有關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幾年開始陸續有了一些總結性的文章，內容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但是，顯然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總結性的基礎上，我們好像還不清楚曾經走過的這個年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多麼重要。
八十年代，我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今天的中國，那些能夠讓我們振奮的，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起飛的；我們出發的原動力，歸根結底是來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醞釀。這就是八十年代對於我們的意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在八十年代產生這種文化醞釀，來自於眾所周知的文化反思，從一首詩、一篇小說、一部電影開始，從反思文學開始，反思的波瀾彙集成河最終波及到思想界。內部的異化也為外來的聲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種學說、流派與思想喧囂而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猶如一個開放的花園熱鬧非凡。在這熙攘的人群中，應該有四個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尼采和薩特在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幾乎達到了震撼的程度；緊隨其後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他第一次給予了中國人完整的性觀念。
第四個到來的是柏楊。
「醬缸文化」來到大陸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陸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時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陸。「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於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醜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
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干核心辭彙當中的一個。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醜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性的聲音，讓學子們爭相閱讀。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討論。
迄今為止，柏楊先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感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徵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爭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對於傳統，中國人是抱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的，但是問題在於何謂精華？怎麼知道不會由於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精華實際卻是糟粕？並且由於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精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於是，當「醬缸文化」帶著「國民性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激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根拔了。
爭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爭論的開端。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舍里，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卧談會」。
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適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並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於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辭彙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驀然處於浮游狀態，面對著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與延續
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於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於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著心靈的痛苦與掙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將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將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將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並且一度達到過高潮。
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學術命題，若干年來，卻被學術界如此長久地忽略著。
與「五四」時代相比，八十年代與其共同之處，就是逐步開始秉承其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處就是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出現魯迅那樣的領袖級人物，僅僅出現了號角式的人物，柏楊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楊卻是整個八十年代惟一能夠與「五四」時代的魯迅遙遙相對的人物。與魯迅相比，繼其「染缸文化」之後，柏楊提出了「醬缸文化」；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柏楊的觀點更直截了當：醜陋的中國人！
不同的時代，兩位人文大師，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中國人，你怎麼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魯迅的思想時是毫無障礙的，他們認為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和他們毫無關係的，那是舊的中國人。剛剛從「文革」荒漠中走過來的他們沒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魯迅作品的文化內涵。
但是柏楊的到來，在「八十年代人」當中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柏楊的指責，不僅直接指向了當代國人，顯然也指向了他們。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語道破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的，柏楊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這時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普遍接受著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進入大學在當時是年輕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們當中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全部是從文化的荒漠中走來，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