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京報》記者因籌安會事及憲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訪問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頗劇，記者就病榻有所詢，先生強答之，今轉錄其談話如左。
記者問曰：近日來都中有人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先生於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來，欲肆力於社會事業久矣，厭作政談，即鄙人疇昔好為政談之時，亦曾標舉二語，以告於眾曰：只論政體，不論國體。故國體問題，尤鄙人所不願談也。
記者問曰：既雲只論政體，不論國體，則國體無論為共和為君主，應無反對，且先生於數年前不嘗著論力主君主立憲乎？梁君答曰：吾所為只論政體，不論國體者，常欲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之改革，故當前清末葉共和革命論極盛之時，吾獨堅持君憲說，與革命黨筆戰，累十數萬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後，吾猶著《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書，謂雖不得已而行共和，亦當虛存君位。近今某報所登古德諾博士論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亂事為證，此種議論，此種證據，吾無一不於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視古氏所說詳盡透闢更加十倍，《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等書流布人間者，不下數十萬本，可覆按也。即當辛亥九月著《新中國建設問題》時，欲遷就以存虛君，無聊之極思乃陳三義：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虛擁衍聖，三曰求立明後。此雖滑稽之談，然吾當時怵於變更國體之危險，情急之狀可以想見，今之談第二次變更國體者，猶以此三義為研究之資料也。吾當時豈有所愛於君主政體，而必犯眾?以為之擁護者？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數十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之言論，謂共和必不能立憲，惟君主乃能立憲，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實不解此，吾求諸中外古今學者之理論而不得其解，吾求諸中外古今列國之故實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國欲變專製為立憲，其一當視主權者擁護憲政之誠意何如，其二當視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何如。謂此二者緣國體之變更而遂生異動，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記者問曰：古德諾博士謂中國欲變更國體，須有三條件，其第一條件則須國中多數優秀之民咸不反對，此條件可望實現否？梁君答曰：國體而到必須變更之時，則豈更有反對之餘地？除乘機徼利借口生事之亂黨外，決無人昌言反對者，吾敢斷言也。雖然，變更國體一次，則國家必喪失一部分熱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斷言之。共和建設以還，蔚成之時彥雖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棄者，以吾所知，蓋已不少。識者未嘗不為國家痛惜，然士各有志，無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前次之遁棄者，固斷不復出，而繼此而遁棄者恐視前更多耳。果爾，則亦殊非國家之福也。
記者問曰：變更國體之事，將來能否成為事實，且大總統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聞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為事實，吾殊難言，就理論先例觀之，恐在所不免。力學之理，有動則必有反動，此原則之無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變更國體，自應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賡續而起，其動因非在今次而實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叢報》與革命黨論，謂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於帝政；以革命求立憲，其究也必反於專制。吾當時論此焦唇敝舌，而國人莫余聽，乃流傳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論調，易時而出諸外國博士之口，而臭腐忽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詫，尤當知吾十年前所預言者，今外國博士所稱述只得其半耳，其餘一半，則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總統乎，則兩次就位宣誓，萬國共聞，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與人泛論及此問題，其斷不肯帝制自為之意，亦既屢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總統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謂古德諾博士實倡此說，而本記者前訪博士，則謂並無此主張，先生與博士夙交好，嘗與論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來，曾一見訪，吾適在津，未獲相見。惟博士嘗有書致憲法起草會，所言皆就國民憲法立論，未嘗他及也。
記者問曰：聞先生在憲法起草會列席頗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遊一次，感受暑熱，繼續患病，旋愈旋作，中間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數次所討論尚未及憲法內容，偶缺席當無傷，此後深願與同人作速進行，將此種國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