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目前的危機大部可以歸諸於時代的劇變，家庭的解體，資本主義的分崩離析。沒有靈魂的冷冰冰的機器代替了人類的感情，所有傳統都被抵押上了歷史的拍賣台，這一切都導致了現存制度的全面崩潰。在這諸多原因的背後，還隱匿著另一更為根本的衝突，這一衝突發生在兩種人之間。一種人認為，現實充其量不過是我們現存的並喻文化的強化而已，在這一文化中，作為人們標準行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雙親；但另一種人則明確申明：今天，我們實際上已經處於人類文化革命的又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
那些說長論短的批評家們，儘管觀點各異，但大多數仍然將未來看成是過去的延伸。他們認為，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並不會比成吉思汗的鐵蹄對歐亞大陸的蹂躪可怕到哪裡。舉凡談及人類目今的危機，道德學家們總將原因推諉於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敗，而歷史學家們則指出，人類文明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從帝國的崩潰中獲得永存。
與此相似，批評家們將整個世界形形色色的社會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年輕人對現在和過去的全盤否定僅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種極端形式。如此，馬克斯·勒納能夠說：「每個年輕人都必須經歷兩個危機時期：其一發生在他與某一行為楷模——雙親、兄長、教師——取得認同之時，其二發生在他與這一楷摸脫離，反叛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價自我之時。」這一看法和戴維·李斯曼的觀點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差異，李斯曼在對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認為，這種人是並沒有和過去完全割裂的現實的產兒。
理論家們在解釋代溝時總是強調過去和現在的平行，但卻往往忽略了自工業革命發端以來一系列變革的必然性。儘管自當代科技革命蓬勃發展以來，這一變革尤為顯著，但人們卻將其錯誤地等同於古代的某一文明從另一文明中吸收了農業、印刷、航海技術和勞工、法律等組織形式以後所產生的變化。
當然，人們可以根據緩慢或急劇的變化去討論前喻文化和並喻文化，而不必涉及這一變化過程的本質。例如，當農民或手工業者的子女首次進入工廠之際，即拉開了一場無以逆轉的變革的序幕。但是，由於這種變化跨越了數代人的經驗，所以他們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調適過程是十分緩慢的，這一事實意味著人們所經歷的變化並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們征服併入羅馬帝國的民族所經歷的變化更為劇烈。所以，當我們熱切地關注代際關係和傳遞文化的行為方式的類型時，完全可以將棲居陸地的人民學習捕魚技術的古代情形同來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學習電子計算機的現代情形進行比較。
但是，只有當我們詳盡說明變化過程的本質時，才能將以往的變化和目今的變化之間的區別拱托而出。我確信，最為緊迫的問題是闡明當代世界的變化本質，包括變化的速度和變化的範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變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進行著的變化之間的本質區別。
在以往的歷史中沒有任何能夠與之比擬、而在我們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徵是世界範圍內的代溝的產生。中國、英國、巴基斯坦、日本、美國、新幾內亞，無論哪一國家所發生的特殊事件都無法充分地解釋由世界各地的當代青年們所釀就的動蕩。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由於科技落後而產生的種種困難，革命和對革命行動的鎮壓，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對新的信仰的執著迷戀，凡此種種，都只能部分地解釋不同國家中年輕人的獨特的反抗行為。總之，變化的速度在工業極端落後和極端發達的國家要比處於中間地位的國家更加顯著，也更易為人所察覺。但是，如果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年輕一代的反抗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一切都不過是當代社會的旁枝末節，因為年輕一代的反抗從其範圍來說是全球性的。
將注意力局限於特殊的事件之上，只會阻礙我們對根本原則的理解。與此相反，我們應該從每一個國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暫存的現象中摒棄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對自由共產主義的渴慕，美國對「種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對擺脫美國軍事影響的嚮往，古巴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對北愛爾蘭和羅得西亞極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對於所有這些事件來說，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輕人的積極行動。
在種種迅速變遷的條件下，用人類學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種並喻模式，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轉機。我深信，伴隨著我們對古老文化的研究而獲得的深刻認識，我們對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將有助於我們清醒地認識當代世界所發生的一切。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導致了整個世界的年輕一代對傳統的反叛？
所有這一切首先歸諸子世界性社區的出現。整個人類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個能夠相互溝通信息、交換反應的社會之中，分享著知識和憂慮。今天，我們無法肯定在歷史上有哪一時期曾存在過由許多小型社會所組成的單一社區，那裡的社會成員們彼此熟識，通過對各個小型社會之間存在著哪些區別的了解加強著各個亞群體的同類意識。據我所知，在考古學所能探知的歷史長河中，尚未存在過這樣一種單一的、相互交往的社會。那些較大的互動的人類群體對於一個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類整體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一個強大的帝國將自己的版圖擴展到新的地區，而他們卻不了解那裡人民的語言、習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們的觀念往往都是些虛假的或神話般的信仰。人類能夠設想上帝的父性，認為人人皆為兄弟，生物學家們也能夠因人類的一元發生和多元發生問題爭執不休；但是，關於什麼是人類的共性問題，卻仍然是一個需要考證和爭辯的棘手問題。
近25年來發生的種種變化極大地改變了上述狀況。人類所進行的完備而詳致的探查已經足以證實，在這個星球之上，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別無其他類似人類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夠將我們帶往世界各地，而人類的環球電視通訊衛星能夠將地球某處發生的事情迅速、同時地向世界各地傳播。諸如領袖人物遭受暗殺、人類將旗幟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夠頃刻間使人人知曉，從而使藝術家和政治家們喪失了對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刪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統一的社會共同體，儘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夠從政治上加以統一管理的組織形式和法律條文。
19世紀的工業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紀的科學革命使農業生產飛速發展，但卻嚴重地威脅著整個地球的生態平衡，使許多生物瀕臨滅絕。通過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科學使人類智力的重新集約成為可能，從而使我們能夠開發太陽系，並開闢了一條人工模擬的途徑。通過這一途徑，人們，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中工作的人們，完全能夠超越早期的人類社會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發展糧食資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時至今日，在世界的許多地方，由於醫藥科學的進步使人口迅速增長，從而使不斷增長的糧食產量只夠勉強暫渡饑荒。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使人口的增長獲得一種新的平衡，整個人類就都能首次獲得充分的營養。通過降低人口增長的壓力而進行的醫學革命已經開始。緊接著，將能夠使婦女從終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脫出來，這一切將徹底改變婦女的生活道路，並且也將重新描繪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變化幾乎都是同時發生的，發生在一代人的短暫的一生之中，而這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影響卻是全球性的。僅僅在昨天，一位新幾內亞的土著居民還只能通過天上看見的飛機和經過幾度易手才交換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觸現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小村子裡，也能夠接觸半導體收音機。直到昨天為止，那些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忖民們還過著與自己國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絕的生活；可是今天，卻能夠憑藉收音機和電視機將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囂和景觀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的人們，同時跨入了目前的時代。整個世界的人們似乎都正在遷往相同的移民社區，每個社區門口都插著醒目的標記：「公民們，你現在正在從1號門（或23號門，或2003號門，或其它門）進入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不論他們是誰，不論他們將從哪裡步入新的時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戰後的難民，有的象沉船的倖存者，摩肩接踵地湧入這新的世界。
他們就象開拓新大陸的先驅們一樣，缺乏應付新的生活壞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識。後來者以捷足先登的夥伴們為行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來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強的成年人卻憑著自己頑強的適應能力和創新精神成為人們仿效的楷模。不過，他們的過去，那造就了他們全部理解力——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觀念——的文化，卻未必能使他們成為通往現代生活的橋樑。而那些新來乍到者中的長輩，受著傳統的死死糾纏，同樣無法為將來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