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遠遠夠不上煌煌之卷的小書，但是，無論讀哪一句，你都不能不為瑪格麗特·米德——這位當代聲譽卓著的女人類學家的語言、思想乃至內在的情感所震懾。年輕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為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對立、衝突被人們稱之為「代溝」。近幾十年以來，有關「代溝」的討論消蝕了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及一般社會科學家大量的筆墨和口舌。1970年，當以1968年的5月學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為標誌的美國60年代青年運動剛剛退潮之際，瑪格麗特·米德，一位即將邁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寫出了她晚年的壓卷之作《文化與承諾》。這部不足7萬字的小冊子不僅對代溝問題作了迄今為止最具說服力的闡釋、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氣勢恢宏的青年宣言。
瑪格麗特·米德，1901年生於美國費城一世代書香之家。父親是經濟學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博士，堅定的女權主義者。這一素來具有盛產「活潑但無價值的男人」和「嚴肅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傳統的家庭，自動就賦予了米德日後成為傑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進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時代，家庭的經常搬遷養成了她日後能夠迅速適應環境的能力。從具有不同的政治、種族、宗教背景的各個社區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學到了許多一般孩子所學不到的東西。在成年之前，她學過紡織、音樂、雕刻、繪畫，甚至學會了一般人視之為粗鄙的木匠活。22歲那年，當她從巴爾那德（Barnard）學院畢業成婚時，沒有人會想到房間里設計別緻的傢具竟出自嬌媚的新娘之手。
不過，在這個家庭中對米德的一生影響最大的，卻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親，也不是聰明、漂亮但過於理性的母親、真正的啟蒙之師是她那位早年受過高等教育的外祖母。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獨包獨攬了外孫女的全部早期教育。雖說當其他同齡的小姑娘已經能夠熟練地背誦乘法表時，她才不緊不慢地向外孫女傳授算術的技藝，但她一直通過故事、詩歌、遊戲及至簡單的家務勞動培養了小米德的觀察能力。讓8歲的米德嘗試著有選擇地記錄兩個妹妹的語言習慣，這大概是外祖母給予這位未來的人類學家的最早的專門訓練。
中學畢業以後，米德先就讀於印地安那州的德·波烏（De·pauw）大學，隨後轉往紐約的巴爾那德學院。在那裡她獲得了英語和哲學的雙學土學位。1923年9月，同盧瑟·格里斯
一位神學院的畢業生結婚以後，旋即轉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當時，社會科學的每一個領域都呈現著誘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選擇屬於人文科學的心理學專業使這位一貫有主見的姑娘第一次嘗到了躊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個一生的轉折。一次偶然的機會，使她有幸結識了近代人類學的一代宗師弗朗茲·波亞士和他的女助手露絲·本尼迪克特。波亞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淵博學識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給了米德投身人類學研究的勇氣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學專業的碩士論文，和比她年長十四歲的師姐本尼迪克特一樣，成為波亞士麾下一員驍將。
20年代，在人類學的現場研究中還沒有留下過女性的足跡。當露絲·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時，米德卻不顧波亞士的勸告，執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亞群島，研究更為荒蠻而陌生的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問題。在1925年至1926年的9個月中，她經歷了文明社會的女性無法想像的艱辛。從學習薩摩亞人的語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擺脫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雙漂亮豐滿的大腿」的土著求愛者，都顯示了這位23歲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膽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薩摩亞人青春期的到來》出版，該書的副標題是「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在這本著作中，她力圖說明「人類（野蠻而未經教化的原始人類）所賴以生存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環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來自南海》，1939年版，7頁）簡言之，她力圖找出決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國心理學家斯但利·霍爾根據他對西方社會青年的研究，率先於1904年在兩卷本的《青春期》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機」的理論。霍爾從「個體發生概括了種系發生」的重演論的角度出發，認為青春期象徵著人類的一個動蕩的過渡階段。青春期的出現是一種「新的誕生」，意味著個人心理形態的突變和危機。沿著霍爾的思路，斯普蘭格把青春期譽之為「第二次誕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為「心理斷乳。」但是，種種發韌於心理學的青春期理論都在重複著同一個主題：即遺傳決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應。因此，青春期的特徵具有生物學的普遍性。
如果說薩摩亞的9個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擔驚受怕的話，那麼，現在她卻有了足夠的勇氣向先前的理論挑戰。儘管她並不否認生物學因素對青春期的影響，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對發育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薩摩亞姑娘在青春期並不存在緊張、抗爭和過失的階段。「在薩摩亞，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確實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齡較大的姐姐身上發生的某些變化，在年齡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現。但除此以外，處在青春期的人和兩年以後才達到青春期或兩年以前就達到青春期的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其它差異」。（米德《薩摩亞人青春期的到來》，1961年版，196頁）薩摩亞人只有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不會為前途的選擇所困擾；生活的意義是既定的，因此也不會對人生髮出痛苦的質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們也有著較大的自由，因此同樣不會有文明社會的一般年輕人都有的那種騷動和壓力。兒童時期他們就被鼓勵從事許多涉及「性愛」的遊戲，到了青春期，他們對與異性的戀愛，也就喪失了文明人的熱情與新奇。
薩摩亞之行是米德整個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後，從東部的玻利尼西亞到西部的新幾內亞，太平洋地區形態殊異的原始文化牽動著她茲後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對新幾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寫成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1935年）一書，被人們公認為是由人類學家對社會心理學所作的又一次嚴峻的挑戰。
人類學家對文化與人格發展關係的關注，歸功於弗洛伊德1913年發表的《圖騰與禁忌》。如果說功能主義大師馬林諾夫斯基隨後於1914年起對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上土著人性行為的研究，不過是為了給弗洛伊德的泛性學說提供細節上的說明，那麼米德的研究卻恰恰是以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否定為標誌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男性是人類先天的行為模式，而女性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男性。男女兩性不同的心理發展過程取決於男女兩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結構。因此，文明社會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徵也就同樣具有了生物學上的普遍性。
當弗洛伊德的學說蜚聲於歐美大陸之際，1935年瑪格麗特·米德首先發難。通過對新幾內亞境內三個毗鄰而居、但相互間的性別角色規範卻迎然相異的部落—— 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確鑿的事實證明：「所謂男性和女性的特徵並不依賴於生物學的性差異，相反，它是特定社會的文化條件的反映」。（《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1960年版，5頁）
無論是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研究，還是對新幾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關係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個目的，即揭示文化對人格與行為模式塑造的決定性作用。對於以麥獨孤和羅斯的兩部同名著作為誕生標誌的年輕的社會心理學來說，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膽的衝擊。在這以前，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關於 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人的心理學」。（墨菲《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615頁）在這種理論面前，米德充分證實了文化的多樣性對人格和心理塑造的決定性作用，從而表明，先前的社會心理學對人的行為模大的描述與闡釋並不具有絕對普遍的意義。如同麥獨孤時代的心理學家迫使社會心理學向生物學讓步上樣，米德開始迫使社會心理學向人類學讓步。單從本世紀後期心理學家們每每談及人類行為之時，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們的文化中」這樣一句限定性短語，人們就不難感到米德的存在。
顛簸不定的生活先後導致了米德的3次婚變。但最後一次和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的結合卻使她有了一個天使般的女兒凱瑟琳。30多年之後，當她撰寫題為《黑莓的冬天》的自傳時，仍然滿懷深情地寫道：「凱茜的養育不僅是我激情中的冒險，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結晶」。
40年代以後，米德的視野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當代社會。作為一位人類學家，她的卓越之處在於，儘管她能夠以生動、明皙、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