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宗教神話及其世俗翻版看來是不可避免的沒落，導致了我們的第一個困境，隨之而來的，是道德規範的喪失，關於人類處境更深的孤立無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縮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個困境的理性的解決，可以通過對人類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達到，而這就必須把生物學的種種發現與各門社會科學相結合、將來會更嚴格地證明，精神是大腦神經無機制的附生現象，這一機制本身又是遺傳進化的產物；自然選擇在上百萬年的時間內作用於古代環境中的人類群體，導致了這種遺傳進化，神經生物學、個體生態學以及社會生物學方法和思想的適當延伸，將為社會科學奠定一個較為理想的基礎，而至今仍然分隔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裂痕，最終將會消失。
如果對第—個困境的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確的話，第二個困境就將立即隨之產生，那就是必須在我們先天的各種精神傾向之間進行的種種有意識的選擇，人類天性的要素是各種學習規則、情感強化系統以及激素反饋迴路，它們把社會行為的發展引向某些確定的渠道，而不是另一些渠道。人類天性並非僅僅是現存社會的一系列產物，它也是未來社會按照理智的設計而可能實現的一系列潛在的東西，對幾百種動物中各種現存社會系統的考察，以及從這些系統演化過程中推導山來的各種原理，使我們確信，人類的所有選擇，只代表了理論上可能的眾多選擇中一個很小的集合，而且，人類天性又是對一個已基本消失了的壞境的特殊遺傳適應的混雜產物，這個環境就是冰河時期的狩獵－採集者的世界，因此，我們眼前如此豐富如此迅變的現代社會生活，就仍然不過是古代行為適應的各方面在文化上過度膨脹的拼合，在第二個困境的核心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循環，指導幫助我們在人類天性的要素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價值系統，都是由人類天性的要素在一個早已消逝了的進化時期內創造的。
幸運的是，人類困境的這一循環，並沒有達到不能被意志的行動所衝決的程度，人類生物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確定和測量影響倫理學家和其他人的各種決定的種種限制，通過人類精神的神經生理學和種族發生學的重建來推測這些限制的意義，這一事業是對文化進化研究的不懈努力的必要補充，它將改變社會科學的基礎，卻不會損害它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在此過程中將形成一門倫理生物學，使我們有可能去選擇更深刻、更有生命力的道德價值準則。
新的倫理學家首先將希望對人類基因延續的最基本的價值作出沉思，世代相傳的公共基因庫是這種延續的形式，很少有人認識到有性生殖中的分裂模式以及同樣「不重要的」世系「譜線」的真正含義。一個人的DNA差不多平均包含著任一給定時代中所有祖先所貢獻的成分，這個人的DNA又將大致平均地分配給未來任一給定時代所有的後代，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百多個生活在1700年的祖先，其中每一個祖先都向今天活著的後代提供了不到一個的染色體，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有百萬以上在1066年生活過的祖先（考慮到當時族外婚的數量）。享利·安德姆斯曾針對那些諾曼－英吉利人的後代，就此作過出色的表述，他指出，如果「回到我們的2億5萬祖先所生活的11世紀，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同時干著許多令人吃驚的事情。在許多事情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可能耕作於康登庭和卡佛多斯的田野之上，躋身於諾曼底教區教堂里聽彌撒的人群之中，在這一地區每個富於宗教精神的或世俗的貴族手下服役，參與修建蒙特－聖－米歇爾的阿比大教堂的修建等等。」再倒退幾千年－進化長河中短暫的一瞬，當代英國人從中誕生而來的基因庫在當時已復蓋了歐洲，並向北非、中東以及其他地區擴展，個體不過是淹沒在這個基因庫中的轉瞬即逝的基因給合，其遺傳物質很快就會重新溶解在基因的大池塘中，由於自然選擇總是作用於那些使自己和直系親屬獲利的個體的行為，因而人類天性總使得我們傾向於服從利己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律令。但是，一種著眼於長期進化過程的更為超然的眼光，能讓我們超越自然選擇的盲目的實現過程，並從整個人類的背景上，洞察我們自身基因的歷史和未來，一個早已被運用的辭彙直觀地體現著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龍掌握了這個概念，它們或許也會贏得生存，它們或許就是我們。
我相信，進化論的正確運用，也有利於基因多樣化這一最基本的價值，如果象一些證據所表明的那樣，遺傳以適中的程度影響著精神與肉體能力的變異，那麼。我們就能期望確有特殊能力的個體意外地出現於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家庭之中，不過這些個體卻不能把他們的素質遺傳給自己的子女。生物學家喬治·威廉姆斯描寫過動植物中這種「西西弗斯基因型」的產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礎遺傳學的下述論證之上：幾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體上分布的許多基因組合所決定的，確屬例外的個體，無論強弱，按定義都能在統計曲線的頂點處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細胞以及各種性細胞相互合併產生新機體的過程中，決定個體特性的遺傳基質從無序狀態產生稀有的給合，由於有性生殖的個體都擁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極為例外的基因結合也不大可能出現兩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麼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庫中就是難於測量和預見的閃爍不定的現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頂，只是為了讓它又往下滾，同樣，人類的基因庫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先天性天才，只是為了讓他們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結合的基因或許遍布人類群體。僅僅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就理應把全部基因庫的保存，視為第二個基本價值，除非將來某種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有力的人類遺傳知識，許諾給我們廣泛的人工優生前景。
普遍人權，也許可以視為第三個基本價值，普遍人權的思想並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歐美文確的產物，我認為，我們強調這一思想的重要性並非因為它是神聖意志（國王們常常依靠神聖權利進行統治）。並非因為循著這一思想就能從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種抽象原則，而只是因為我們是哺乳動物，我們的社會建立於哺乳動物的綱領之上：個體首先為自己能夠成功地傳種接代而奮鬥，其次為直系親屬，再次是一種主動性較小的協議式合作－個體參與這種合作是為了從中得到好處，一隻有理性的螞蟻（讓我們暫時設想螞蟻和其他社會性昆蟲成功地發展出了高級的理性）將會認為，這種安排在生物學上是膚淺的，而個體自由的概念在本質上是有害的，但是，我們贊成普遍權利，是因為在技術發達的社會中權力過於變幻不定，使我們無法逃避這個哺乳動物的法則；不平等帶來的長遠後果，對於暫時的受益者總是表現為可見的危險，我認為，這是普遍權利運動的真正理由，而對這一運動根本的生物學原因的理解，與文化強化和委婉頌揚所勉強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終將更有說服力。
那麼，對於價值的探索，將發展到對遺傳適應性的功利主義考慮的範圍之外，儘管自然選擇是第一推動者，它的作用是通過以第二性的各種價值為基礎的大量決定表現出來的，這些第二性的價值在歷史上表現為幫助實現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機制，這些價值的範圍大體上包括了我們一些最強烈的情感，探索的熱情和敏感，發現的激動、戰鬥和體育競賽勝利後的喜悅，恰到好處的利他主義行動帶來的寧靜滿 足，種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動，從家庭紐帶獲取的力量，以及從與動物和欣欣向榮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對這些生理反應需要作一種神經生理學的解釋，它們的進化史則需要重建，一種能量守恆原理在這些生理反應之間發揮作用，以至即使強調其中一種反應，全部潛在力量的總和也仍然保持不變。詩人出色地指出了這一點，就象瑪麗·巴納德的莎孚式詩行中平靜的讚美所表現的一樣：
有人說是騎兵隊
有人說是步兵，又有人
堅持說我們艦隊那飛搖的
槳是大地上
最好的景象，但是我說
最好的是你所愛的。
今天還沒有測量這些能量的手段，但是我想心理學家或許會同意，可以對這些能量的方向作出實質性的改變而不損失其強度，或許他們會同意，精神會努力保持一定的秩序水平，努力要求一定的情感報償，最近的證據指出，在睡眠中，當興奮沿著腦幹大纖維叢向上穿過大腦，刺激大腦皮質使它產生活動時，夢就發生了，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一般感覺信息，大腦皮質就從記憶存儲中喚醒意象，編織精採的故事，精神用類似的方式不斷創造發展道德、宗教、神話，並賦予它們情感的力量，一些盲目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信念被拋棄了，另一些馬上被製造出來，填補了它們留下的空白，如果大腦皮質受到批評和分析技術的嚴格訓練並記錄下了經過檢驗的信息。它就會把這些信息以道德、宗教、神話的形式重新排列，如果精神受到的指導使它的超理性活動不能與理性活動相和諧，它就將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