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的先天傾向是人類心理中極其複雜而強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個根深蒂固的部分。埃米爾·迪爾凱姆是個不可知論者，他把宗教活動的特點歸結為群體的精誠獻身和社會的核聚團結，它是社會行為的共相之一，從原始的狩獵－採集部落到社會主義共和國，它都具有可資識別的形式，宗教活動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的骨頭祭壇和喪葬儀節，早在6萬年以前，在伊拉克的上尼達地方，尼安德特人就曾用7種具有醫藥用途和經濟價值的花卉裝飾墳幕，也許是追念一位沙門巫師。根據人類學家安東尼·華萊士的研究，從那個時候起人類大約產生了10萬種不同的宗教。
對宗教抱懷疑態度的人現在仍然相信，科學與知識將破除宗教，在他們眼中，宗教不過只是一層幻覺和假象的薄紗，他們當中的傑出者深信，人類正沿著邏輯的指向，朝著知識邁進，自動地趨向信息，因此，有組織的宗教勢必繼續退卻，正如黑夜在黎明的曙光面前消聲匿跡一樣，但是，關於人性的這種觀點雖然根源於亞里士多德冊芝諾，卻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顯得荒誕無稽。只需要看到，知識正在被千方百計地用來為宗教服務，例如，在科學技術登峰造極的美國，信仰宗教的人僅次於印度而居世界第二位，根據1977年蓋洛普民意測驗，94％的美國人相信上帝或某種高級的存在，而31％的美國人都經歷過某種神靈感應、某種突然的宗教頓悟和覺醒，1975年最暢銷的書是比利、格雷厄姆的《天使：上帝的秘密使者》一書，共售出精裝本81萬冊。
在蘇聯，有組織的宗教在經過官方60年的壓制以後，仍然興旺發達，甚至又在興起一次小小的復興，在2．5億居民中，至少有3000萬東正教會教徒，是共產黨員的兩倍，有500萬羅馬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200萬人屬於各種福音派，如浸禮派、五旬節派和七日降臨派，另外，有2000萬到3000萬穆斯林，以及250萬反抗性最強的正統猶太教徒。
科學人文主義的情況也不妙，孔德於1846至1854年間出版的《實證政體系統》一書認為，宗教迷信可以從它的起源上加以挫敗，他建議由受教育的人們締造一種世俗的宗教，使它具有與羅馬天主教會類似的僧侶制度、禮拜儀式、宗教法規和莊嚴聖典，但須用社會來代替上帝作為崇拜的對象。今天，科學家和學者們組成了諸如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和科學時代宗教研究院等文化學術團體，它們發行小型雜誌，開展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占星學以及I·維利可夫斯基的批判，但是，他們那些漂亮的邏輯排炮雖然受到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們自命不凡的大力贊同和支持，卻象是濃霧中的射擊，沒有多大意義，人文主義者在數量上大大落後於虔誠的信徒，大大落後于吉恩·秋克遜的追隨者，這些人從來也沒有聽見過拉爾夫· W·伯霍的名字，看起來，人們寧願去信仰而不求理解和認識，這正象很久以前，當科學前途無量的時候，尼采卻絕望地寫道，人們寧願把虛無縹緲當作目的，而不願意毫無目的。
另外一些好心的學者企圖通過劃分勢力範圍的方式，使科學和宗教這兩個對手言歸於好，牛頓不僅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科學家，而且也看作是一個歷史學者，負有責任向人們展示《聖經》中歷史記載的深奧含義，雖然他的巨大努力使近代物理學得到第一次綜合，但他自己卻認為那不過是認識超自然的征途中的一個小站。牛頓相信，造物者給學者兩本書可讀，一本是自然之書，另一本是《聖經》，今天，由於牛頓所開創的科學所取得的節節進展，上帝的無所不在性已滲透到亞原子粒子和最遙遠的星系，這種很顯著的擴張已促使另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家創立所謂「過程神學」。在這種理論裡面，上帝的存在可以從原子結構的固有性質中得到推斷，按照懷德海原來想法，上帝不能看作是一種創造奇蹟並主宰超自然實體的外在力量上，帝是一種連續而且普遍的存在，它在冥冥之中指導原子產生分子，分子產生有機體，以及物質產生心靈，在作為最終結果的心靈沒有被完全理解之前，電子的性質是不可能被最後揭示出來的，過程就是實在，實在也就是過程，上帝之手正是通過科學規律顯示出來，因此，宗教信仰和科學探討本質上是可以相容的，好心的，科學家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他們的科研事業中去，但是，讀者會馬上認識到所有這些與大洋州土著人狂歡時和特蘭特宗教會議所表現出來的宗教，確實是難於一致的。
今天，也如同過去一樣，人的頭腦還是無法理解不可抗拒的科學唯物主義和難以動搖的宗教信仰之間互相衝擊的意義。我們企圖以步步為營的實用主義態度來對付這種局面，我們的社會如同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樣，依靠知識向前邁進，然而它賴以生存的，卻正是被知識所侵蝕的宗教信仰。我認為，這種矛盾而令人費解的局面，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得到解決，如果我們對宗教的社會生物學方面給予足夠的注意的話，當然，這種解決辦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後總會成功，儘管會留下某些難以預計的後果。雖然宗教經驗的各種表現是豐富多采。複雜多維的，甚至最高明的精神分析學家和哲學家在它們的迷宮中也會迷失方向，不過我相信，一切宗教實踐都可以在一張兩維的地圖上描繪出來，這兩維就是。遺傳優勢和進化的變異。
讓我現在就對上述提法作一點保留和修正，我承認。如果進化論原理真能成為神學上的羅塞達石碑，它也不可能詳盡地包羅所有的宗教現象，通過傳統的還原法和分析法，科學可以解釋宗教，但卻不能降低其實質的重要性。
可以用一段歷史插曲來說明宗教的社會生物學，在塔斯馬尼亞的土著居民，正如當年和他們分享著森林住地的奇異的袋狼一樣，已經絕種了，不列顛的殖民者只花了40年的時光就使他們消失了（袋浪又存活了100年，到1950年才絕跡），這種突然的滅絕，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是特別不幸的，因為這批塔斯馬尼亞上人－所謂的「野人」－甚至沒有機會把他們的文化向世界作—番描述和介紹，人們幾乎只知道，他們是一些身材矮小的狩獵－採集者，有著紅褐色皮膚，頭髮滿是卷結，據最先和他們接觸的探險家說，他們的性格開朗而愉快，對於他們的起源，我們只能猜想，很可能他們是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後代，大約在1萬年前來到塔斯馬尼亞島，隨後也就在生物學上和文化習俗方面適應了島上涼爽而濕潤的森林生活條件，我們手邊現在只存幾張照片和一些骸骨，甚至他們的語言也無法再現，因為遇到塔斯馬尼亞土人的歐洲人很少有人去留心他們的語言。
在1800年初期到那裡去的不列顛移民者，並不把這些塔斯馬尼亞人看作是同類，而只看作是妨礙農業和文明發展的動物，他們受到有組織的圍殲，無緣無故就遭到虐殺，在一次獵取袋鼠的大規模活動中，一群男女和兒童只因為向白人方向奔跑，就被子彈掃射倒地，很多土人死於梅毒和其他來自歐洲的疾病，到1842年，事情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當時塔斯馬尼亞土著人的數目已經由原來的5千左右下降到不足30人，其中的婦女已經年齡太大，不能再生兒育女，他們的文化也從此衰亡了。
然而土著人的最後滅亡，卻是一個從倫敦來的傳教士、非凡的利他主義者喬治·羅賓遜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當塔斯馬尼亞土人還殘存幾百人的時候，羅賓遜幾乎是單槍匹馬地開始了一次大膽的嘗試，想要把這個種族保全下來，他以同情的態度接近這些被追獵的倖存者，說服他們跟著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難所，向追獵者投降，有少數土人果然住進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鎮，終於淪為乞丐，其餘的人由羅賓遜帶領，到了弗林得島，那是一個位於塔斯馬尼亞東北方的孤獨的哨所，在那裡，他們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學會講個人衛生，使用錢幣，並信仰嚴格的加爾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這樣與他們完全絕緣了。
每天這些塔斯馬尼亞人走進小教堂，聽喬治·羅賓遜講道，對於最後這一個階段的文化史，我們倒有一段洋涇濱式英語的記載：「一個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升天……壞土人死了，下地獄，壞人的靈魂，火媳滅。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義問答中反覆重述著這容易理解的信息：
不久以後上帝將怎樣處置這個世界？
燒毀它！
你喜歡魔鬼嗎？
不！
上帝為什麼創造我們？
他有自己的打算……
塔斯馬尼亞土人受不了這種靈魂的冶煉和熬煎，他們變得憂鬱陰沉而毫無生氣，不再生兒育女，許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殘存者被遷移到塔斯馬尼亞本土上一個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他們中的最後一個男子，即歐洲人稱之為畢立王的人，於1869年死去，剩下的幾個老婦幾年後也相繼去世，人們帶著強烈的好奇心——也許略帶幾分尊敬——觀賞他們。在這同時，喬治·羅賓遜自己卻生養了一大家人，他一生的目的在於挽救塔斯馬尼亞人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