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否具有天生的攻擊性？這是大學研討會、雞尾酒會的熱門話題，它使各種各樣的政治理論家們大動感情，答案是肯定的！縱觀歷史，從狩獵－採集部落到工業化國家，各種社會都使用過戰爭這一最有組織的攻擊形式，歐洲大多數國家在過去300年間大約有一半的時間在打仗，幾乎每個世紀都發生過戰爭，實際上，所有國家在制定十分複雜的指導調節日常商業貿易活動的各種法令條規，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那些微妙卻又不可避免的衝突形式之時，也針對強姦、掠奪和謀殺等犯罪制定了一系列較為細緻的法令加以制裁，不過，更重要的是人的攻擊行為形式有其自身的特點：儘管人基本上也是靈長目動物，其攻擊行為的特徵卻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攻擊行為。除非將「天生」和「攻擊性」從實用的角度重新定義，我們才能說人的攻擊性不是天生的。
有的理論家否認基因的作用。他們把攻擊性全然歸於各種幾乎完全是和平的社會中很少發生的環境反常。他們忘記了，所謂天生是指某種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環境中得以發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種特性在所有環境中都能發展成形的肯定性。用這個標準看，人的攻擊行為具有較為顯著的遺傳特徵，事實上，問題比我們所作的這個規定更為清晰明確。當今那些最為和平的部族，歷史上大都一度是掠奪者，而且將來很可能又會重操舊業，產生出新的士兵與殺人者。今天，人們幾乎沒有聽說過昆桑族成年人中發生過暴力行為，伊麗莎白·馬歇爾·托馬斯曾稱他們為「無危害的人民」。但就在50年前，當這些「灌叢人」人口較多，中央政府控制較松時，他們的兇殺率與底特律和休斯敦的相同，馬來半島的舍麥人表現出更強的順應性，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舍麥人似乎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暴力攻擊，他們之間沒有謀殺，甚至連一個明確表示殺人的詞都沒有（「打」是委婉的代詞），他們不打孩子，不到萬不得已連雞也不殺。父輩總是小心翼翼地教導孩子們繼承非暴力的傳統習慣。50年代初，當英國殖民政府徵召舍麥人入伍，參與圍剿共產黨游擊隊的時候，舍麥人甚至不知道士兵的職責就應當是打仗和殺人。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登坦寫道：「很多了解舍麥人的人們堅持認為，象舍麥人這樣不好戰的民族永遠也不可能產生傑出的軍人」，但是，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恐怖分子殺害了舍麥人防暴部隊部分成員的男性親屬。儘管舍麥人來自一個無暴力的社會環境，殺人也是受人之命，但他們似乎都一下進入他們稱之為「血醉」的瘋狂狀態之中。用典型的舍麥老兵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殺人，殺人，殺人。馬來人會為了搜查腰包、奪取手錶和錢財而忘了殺人，我們卻並不在於手錶和錢財，我們只想到殺人。唉，我們真象是被血迷住了」。有個人甚至還是告訴我們他如何暢飲被他殺死的人的鮮血。
象多數哺乳動物一樣，人類也有一個行為刻度，即對特定情況有無反應的度量。其他許多動物完全沒有這樣的行為模式，在這一點上，哺乳動物與它們有著遺傳性的差異，由於行為刻度相當複雜，並非簡單的反射式的反應，心理分析家和動物學家為了找出人的攻擊性的令人滿意的普遍特徵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給大猩猩或老虎的攻擊性下定義時，學者們也會遇到相同的困難，弗洛伊德把人的行為解釋為是內驅力不斷追求釋放的結果，康納德·洛倫茲在其《論攻擊性》一書中使用了動物行為研究的新資料，使弗洛伊德的觀點有了新的意義。洛倫茲認為，人類同其他動物一樣具有相同的攻擊本能，這種內驅力必須通過競爭性體育運動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種釋放，弗羅姆在《人的破壞性分析》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與此不同，卻更為悲觀的觀點，他認為人受到一種獨特的死亡本能的影響，而死亡本能通常會導致其他動物所沒有的變態攻擊行為。
上述兩種觀點基本上都是錯誤的。如同其他行為方式「本能」一樣，任何特定動物的攻擊性只是一系列受不同神經系統控制、定義不很準確的不同反應，我們至少可以劃分7類不同的反應：對領土的保衛和征服，對在組織良好群體中的統治地位的維護，性攻擊，意在結束禁絕狀態的敵對行為，對食物對象的攻擊，對捕食者攻擊的反擊，以及用於加強社會法規的道義性和懲戒性的攻擊行為，響尾蛇就是一個能較好說明各類反應之間差異的例子，當兩條雄蛇爭奪雌蛇時，它們的脖子互相絞纏在一起，彷彿在比試誰的勁大。盡
管它們的毒性對於同類與對兔子老鼠一樣厲害，但這時，它們並不會互相撕咬，捕捉食物時，響尾蛇並不給予警告，它們可以從任何位置發起攻擊，但如果捕食對象較大，會危及自身安全時，響尾蛇便盤作一團，頭部在中心，略為前伸，處於進攻的姿勢；同時昂起尾巴，震動響環，發出陣陣聲響，最後，當遭遇以食蛇為生的大蛇時，響尾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頭藏在盤卷的身下，只是用尾部不斷地打擊大蛇，由此而見，要了解響尾蛇或人的攻擊性，有必要明確各種特定的行為方式。
動物學研究表明，上述各類攻擊行為沒有一個能成為各種動物攻擊行為的普遍形式。每一類攻擊行為在各種動物的進化過程中都可能演進、改變或者消失，這如同眼睛的色彩會因其陰影部分的不同而異，或者象某一皮膚腺會增加或消失一樣。當自然淘汰加劇時，每一類動物只需為數不多的幾代，就能使其全體成員都發生這些變化。實際上，從遺傳角度看，攻擊行為是最易發生變化的特性之一，我們不難發現，某一鳥類或哺乳動物具有極其強烈的領土概念，它們棲息地的每一平方米都有明確的界限劃分，它們或者在一起歡歌喜舞，或者大聲吵嚷，或者散發惡臭，把侵入自己個人領地的同類競爭者驅趕出境，但在同一區域內還可能和平共處地生活著另一種相近的，都沒有領土行為的動物，類似的粗略差異也存在於其他幾種攻擊行為中，簡言之，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存在著一種普遍性的攻擊本能。
生態學研究揭示了為什麼沒有普遍性的攻擊本能的原因，同類成員中發生的攻擊行為多數是因為其居住環境擁擠、攻擊成為一種手段，以控制珍貴的生活必需品、食物或棲息場所，或者控制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一時刻會變得珍貴的上述資源，隨著周圍同類成員的增加，動物對它者的威脅會升級，攻擊頻率也會大大加快。攻擊行為的結果就是迫使所有成員都竭力擴張生存空間，使死亡率增高，出生率下降。這種情況下，攻擊行為就被稱做是控制數量增長的「密度決定因素」。隨著其強度日益增強，攻擊行為起著放慢增長速度並最終停止增長的調節間作用。相反，另外有一些動物很少或從未發生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這些動物數量的減少主要是由其他受密度因素影響的捕食動物、寄生蟲或遷居等原因造成的。這些動物一般都能和睦相處，其原因就是它們的數量一般都不是很大。因而，對個體而言，攻擊行為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既然如此，那就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的方式把攻擊性儲進這類動物的先天行為之中。
贊同洛倫茲和弗羅姆觀點的新聞記者過去也曾把人類描述成科學還無法解釋的殘酷動物。這當然也是錯誤的，儘管人具有較明顯的攻擊本能，但人類絕不是最推崇暴力的動物。鬣狗、獅子和亞洲長尾猴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三種動物。對它們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它們互相殘殺，殺害幼獸，嗜食同類的比率遠遠高於人類社會，如果考慮每年每千成員之間的殘殺率，人類就只能算作暴力行為很低的動物，我敢說，那怕就是考慮到戰爭，人類的相互殘殺率仍然不高。鬣狗群內部甚至每天都在發生衝突和殘殺，這種內部的自相殘殺和原始人的戰爭非常相近。牛津大學動物學家漢斯·克魯克曾記載了一群鬣狗爭奪一頭剛死去的大羚羊的情形。
兩群不同種類的鬣狗咆哮撕扭在一起，但幾秒鐘之後，它們又迅速分開。蒙古鬣狗逃跑了。幾頭羅克鬣狗追了幾步，然後折回到羚羊的屍體旁。另外有十來頭羅克鬣狗扑打撕咬著一頭雄性的蒙古鬣狗，向一切可以進攻的部位發起攻擊，特別是腹部、腳和耳朵。蒙古鬣狗被圍攻了大約十餘分鐘。與此同時，其它羅克鬣狗卻在飽餐羚羊。可以說這頭蒙古鬣狗完全被撕破了。後來，我仔細檢查過它的傷勢。看來，它的耳朵、腳和睾丸都被打掉了，脊骨顯然受了傷，因而無法動彈，後腿和腹部有很大的傷口，全身皮下出血……第二天早晨。我看見一頭鬣狗正在吃這頭死去的蒙古鬣狗，有跡象表明，更多的鬣狗已經飽餐完畢離去了。死鬣狗大約有1／5的內臟與肌肉已被吃掉，真是同類相食！
類似的事情在其他哺乳動物的歷史上並不鮮見。我想如果狒狒要有核武器的話，它們也許在一周內就會摧毀整個世界。另外，與把殺戮、衝突、殊死博斗作為日常工作的螞蟻相比，人類簡直是溫和的和平主義者。如果有人想直接證實這一點，美國東部的城鎮就是觀察螞蟻戰爭的好地方。路邊、草坪，到處都可以看見大量的棕黑色螞蟻在拼博戰鬥。參戰螞蟻數以千計，分屬各個敵對集團，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