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居住的這個行星上，有機體的差異是巨大而驚人的。自從1758年卡羅勒斯·林奈進行正式分類以來，動物學家已分出約一百萬種動物，並給了每種動物一個科學名稱。這樣，就使這些動物在技術雜誌上有了那麼幾段描述，在世界上這個或那個博物館的架子上佔有了小小的空間．但是，儘管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發現的過程卻才剛剛開始。1976年，在夏威夷附近捕獲到一條尚不為人所知的巨鯊，長14英尺，重達1，600磅。當時，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國軍艦的鐵錨。大約與此同時，昆蟲學家在紐西蘭發現了一種新屬種的寄生蠅，大小和大紅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當地的蝙蝠窩裡。每年，博物館的管理人員總要從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採集到的昆蟲、橈足類動物、線蟲、棘皮動物、鰓曳蟲、燭線綱的節肢動物，超鞭目的鞭毛蟲等等生物中，分出數以千計的新種來。根據對選定區域的大量考查，估計動物屬種的總數在300萬到1000萬種之間。正如博物學家霍華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標題所表明的那樣，生物學就是對「一個人們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進行的研究。
這些動物有許多是高度社會性的。其中，最高級的就構成了我所說的動物的社會進化中的三個頂峰，即：（1）珊瑚蟲、苔蘚蟲和其他群落性的無脊椎動物，（2）包括螞蟻、黃蜂、蜜蜂、白蟻等在內的社會性昆蟲；（3）社會性的魚類、鳥類及哺乳動物。這三種群居性動物屬於社會生物學新學科的主要對象。社會生物學的定義就是對包括人在內的各種有機體的各種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所進行的系統研究。這一學科可以追溯到很遠，它的許多資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觀點都來自生態行為學，這是一門在自然條件下對全部有機體的行為模式進行研究的科學；其先驅是朱利安·赫胥黎、卡爾·馮·弗里希、康拉德·洛倫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現在，從事這一科學的已有一大批敢於創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態行為學目前主要關心的是每種動物行為模式的特殊性，這些模式是動物得以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動物本身在遺傳進化中由一種模式引起另一種模式的過程．人們正逐漸把現代生態行為學和對神經系統的研究以及激素對行為的影響聯繫起來，研究人員已深入涉及到了發展過程，甚至過去幾乎完全屬於心理學領域的學習過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類自身已開始被包括進需要進行最縝密研究的物種之中。生態行為學的重點仍在有機體個體和有機體的生理學方面。
與此相反，社會生物學更明顯的是一門綜合學科，它結合了生態行為學（全部行為類型的博物學研究）、生態學（有機體對於其環境關係的研究）和遺傳學等學科，目的在於獲得關於整個社會的生物特徵的普遍原理。社會生物學的真正新穎之處是它的方法：從生態行為和心理學的傳統模型中提取關於社會組織的重要的事實，然後在群體的水平上加以研究，並在生態學和遺傳學的基礎上重新組合以說明社會群體是如何通過進化來適應環境的。生態學和遺傳學還只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才變得那樣成熟有力，才能夠為這一研究提供基礎。
社會生物學是一門主要以各社會性物種的比較為基礎的學科。每一種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為一種進化實驗，是基因和環境之間上百萬年相互作用的產物，通過對許多這種實驗的周密考查，我們已經開始建立和檢驗了關於遺傳性社會進化的一般原理。現在，把這一廣闊的知識應用於對人的研究，已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了。
為了把人類與一系列別的社會實驗同時加以觀察，社會生物學家似乎是通過望遠鏡的前端來觀察人類的，這樣就比平常看來距離要遠些，規模也暫時縮小了一些。社會生物學家試圖在地球上的社會性生物中為人類找到適當的位置，他們贊同盧梭的觀點：「研究人們須從近處看，研究人類則必須從遠處看。」
這種宏觀的看法比社會科學中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確實有著某些優越之處，事實上，沒有哪種理智上的缺點比藐視一切的自我放縱的人類中心主義更有害了，這使我想起羅伯特·諾齊克在贊成素食主義時所用的聰明的論證方法，他說，人覺得吃肉理所當然，因為人認為被吃的動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遠遠低於人，無法與人比擬，那麼，如果一種比人類優越的物種果真有朝一日從外星來到地球，也運用同樣的標準，那他們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們佐餐了。用同樣的標準，這些外星人中的科學家可能會發覺地球人索然無味，智力低下，而且感情遲鈍，社會組織也是別的行星上司空見慣的形式，使我們沮喪的是，他們可能對螞蟻大感興趣，因為這些小東西具有決定性別的單倍二倍體及奇怪的雌雄等級制度。同銀河系相比較，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東西。可以想像，他們會在日誌上這樣記錄：「科學的突破！我們終於在1至10毫米大小的範圍內發現了單倍二倍體的社會性有機體。」接著，這些來客可能採取最後的無理行動：為了證明他們確末低估我們，他們將在實驗室里仿造人，象化學家為了測定某種有疑問的有機化合物的結構特點，需要用更簡單的成分來合成這種有機化合物一樣，這些外星生物學家也需要合成那麼一兩個類人動物。
這種科幻小說式的情節對於人的定義是有啟發意義的。近來，計算機科學家們基於人工智慧設計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而提出人受到了如下的考驗：舉止象人者即是人。因為人類行為的進化途徑並非全部都同樣可以通行，所以人類行為可以加以比較準確的定義。進化並沒有使文化成為萬能。在許多更為傳統的理論家，以及相當一部分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中，存在一種錯誤的概念，認為社會行為可被賦予任何一種形式。極端環境決定論者從人類是其自身文化的產物這一前提出發，認為「文化造就了人」。這個公式還可以是「創造文化即創造人」。他們的理論只對了一半，其實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由於其環境、尤其是文化環境和影響社會行為的基因兩者之間的相巨作用造成的。雖然世界上數以百計的文化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說，似乎千差萬別，但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各種形式只構成了地球上社會性物種已實現的組織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藉助社會生物學理論所能想像出來的各種組織形式來說，那就更少了。
問題的關鍵已不在於人類社會行為是否由遺傳決定，而在於遺傳決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遺傳作用的大量證據比大多數人、甚至比遺傳學家所能想像的還要詳盡，還要有說服力，我還可以進一步說：遺傳起著決定性作用。
說到這裡，有必要給那些由遺傳所決定的特徵下個確切的定義。這種特徵不同於別的特徵，至少部分地是因為存在著一個或多個獨特基因的結果，重要的是，對遺傳影響的客觀估計需要把同一特徵的不同情況相比較。比如，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條件限制，說藍眼睛是遺傳所致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藍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終使眼球虹膜著色的生理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如果說藍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間的區別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於基因的差別，則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可加以檢驗並可以用遺傳學規律加以解釋的。然後就應該考慮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兒女，以及更遠的親戚，他們的眼睛是什麼顏色？再把這些資料與孟德爾遺傳學中最簡單的遺傳模式相比較，這一遺傳模式基於對細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認定只有兩個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對象的基因數與此吻合，就可用這一雙基因遺傳模式來解釋其差異，如果不吻合，就需要採用更為複雜的模式。所考察對象的基因數越多，所採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複雜，直到所採用的模式跟對象的基因數達到比較合理的吻合。在上面的例子中，儘管存在著複雜的變化使這些例子不如教科書上的例子那麼完美，但藍色和棕色眼睛之間的主要差別實際上是以兩個基因為基礎的，對一些最複雜的特徵，可能有數以百計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採用先進的數學方法，一般也只能對其影響程度作出粗略的測量。但是，如果分析得當，遺傳影響的存在和大體程度還是可以確定的。
人類社會行為基本上也可以用與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計。首先，把人的社會行為和其他物種的行為相比較，然後，通過研究人種之間和人種內部的差異加以估計，但這種方法要困難得多，而且解釋也是多種多樣的。當我們把經過選擇的主要種類的動物和人類作比較時，遺傳決定論的狀況表現得最為尖銳，解剖和生物化學分析揭示出、人類最親近的進化近親——亞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類特徵。如：
象大部分鳥類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樣，人類的親密的社會組合中包括10至100個成年者，而不是僅僅只有兩個，也不象許多屬種的魚或昆蟲那樣，數以千計地形成社會組合。
雄性大於雌性，這在舊大陸的猴、猿和其他許多種哺乳動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徵。如果把許多種動物一齊考查，就會發現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