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性的這些思考看起來是抽象而難於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錯誤的。相反，那麼多聰明而深刻的哲學家們至今沒有認識到的東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顯和容易的。無論這些研究將使我們付出怎樣艱辛的努力，只要在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問題上，我們的知識能因此有所增長，就可以認為我們得到了充分的酬勞。不僅僅是利益，而且還有樂趣。
休謨：《人類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樣工作的？它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種方式？這兩方面的考慮又進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麼？偉大哲學家休謨說過，這些基本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們懷著疑慮甚至畏懼不斷回到這些問題上來。如果大腦是由上百億細胞組成的機器，而精神可以解釋為許多化學和電反應之和，人類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們是一群生物，靈魂不能自由飛翔。如果人類進化根源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那麼我們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遺傳變異和環境中必然性的結果．今天，人們還能從夸克和電子殼層中，從物質基本單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漢斯·昆完全有理由向無神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物存在而非虛無），而從物種的起源中卻再也看不到什麼神性了。不管我們怎樣用隱喻和想像來潤飾這一悲涼的結論，它仍然作為上一世紀科學研究的哲學遺產橫亘在我們眼前。
這一令人失望的命題，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任何有關人類處境的嚴肅思考，都必須把它作為首要的前提。要是沒有這個前提，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就會局限於現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學缺少了物理學、生物學缺少了化學以及數學缺少了代數一樣。有了這一前提，人類天性就能成為徹底的經驗科學對象，生物學就能為自由開明的教育服務，我們對於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達到充分的發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義有效的範圍之內追溯這一結論，看來必然會導致兩個嚴重的精神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一切物種，都不具有超越其遺傳史所創造的種種規則之外的目的。一個物種可能有著廣闊的選擇方向和智力進化的潛力，但卻不能從直接環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獲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獲得這樣的進化目標：物種的分子結構可以根據這一目標進行自動的調整。我相信，人類精神的構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鎖在這一基本的限制中，並迫使它以純粹的生物學手段去進行選擇。如果大腦的進化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麼，甚至特定的美學判斷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產生於上述機制。它們或者是對古代人類進化環境的直接適應，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隱蔽的各種活動所派生的結構，這些活動曾經是在更為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下具有適應性的。
那麼，問題的本質在於，大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促進了指導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複製。人類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務機構，理智不過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溫伯格指出，物理現實甚至對物理學家也是那麼神秘，因為它不可能是為了要讓人類精神理解而構造的。把這一洞見反過來，我們可以更尖銳地指出，智力的構造並非是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為了促進人類基因的生存。善於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於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個體發生學所決定，表現為一系列被大致規定了的階段。他會意識到，懷著人類特有的所有內驅力、才智、愛、自豪感、憤怒、希望，以及焦慮，最終確信不疑的只有一點：他參與幫助著同一循環的永恆延續。詩人們把這一事實視為悲劇，葉芝把它稱之為智慧的降臨。
雖然綠葉無數，終歸一根；
以我少年時光所有虛幻的日子
在陽光下我曾把花葉搖曳；
如今我已可凋謝，成為真實。
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那就是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去處，在自己的生物學天性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目的，人類在今後幾百年內也許將在技術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決能源和物資危機，避免核戰爭，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達到生態系統的穩定和普遍良好的營養，但接著是什麼？有教養的人無論身居何處，總相信在物質需要之外還應有著個人內在潛能的完善和實現，但什麼是完善？個人內在潛能的實現要達到什麼目的？傳統的宗教信念已經受到侵蝕，這部分是由於對神話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於日益增長的意識：宗教信念不過是促進人類生存的機制，和其他人類組織一樣，宗教的發展加強了成員的堅定性和影響。各種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許諾給人們物質福利和對人性後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麼也沒有。它們的精神力量同樣來自集體主義式的自我擴張的目標。法國政治觀察家阿蘭·佩雷菲特曾讚賞地談到某國領導人，他說：「他的人民懂得自戀的歡樂，因為他們通過他來達到愛他們自己。同樣，這位領導人也自然是通過他們實現了愛他自己的目的」。意識形態確實服從於它的隱蔽的主人——基因，各種最高的衝動都可還原為生物學行為。
我們時代更悲觀的社會闡釋家，如R·海爾布倫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里諾斯，都認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個人類，直接面臨著沒落的危險。從他們的邏輯很容易走向後意識形態社會（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這種社會的成員將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黃金時代的來臨》中寫道：
權力意志不會完全消失，但是其強度的分布將發生劇烈的變化。分布的一端將是這樣一小部分人，他們的工作保證了完善的技術，用以維持一般人的高標準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種類型，其中大部分沒有工作，對他們來說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區別
仍然具有意義……他們對生活的興趣沒有喪失，從感官的快樂中尋求滿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適於僱用的人群，對於他們，至少就與他們的生理存在相應的範圍來說，現實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
那麼，潛伏在第一個困境中的危險，就是各種超驗目的的急劇消失，社會依照這些目的可以組織起自己的力量。這些目的，這些相當於戰爭精神的真實的道德成分，已經衰退，如同海市蜃樓，在我們走近的時候卻一個個破滅。要想從更真實的人類定義出發去尋求新的倫理學，就應該進行必要的內省，分析精神的機制，追溯它的進化歷史。但我預先指出，這樣的努力將暴露出第二個困境，我們必須在人類生物天性的固有倫理前提之中作出選擇。
我把具體的證明留給下一章，而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來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質：大腦中存在著先天的潛意識壓抑力和動機，它們深刻地，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倫理前提，人類道德就從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樣進化而來。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科學就可以迅速進入陣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種人類價值的意義；所有的倫理主張和大多數政治活動正是來自其中。
哲學家們普遍缺乏進化論的眼光，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考慮這個問題。他們檢查倫理系統的信條，但只針對結果而不追溯原因。J·羅爾斯在他有影響的《正義論》（1971）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不容置辯的命題：「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經地義的，由公正所保證的權利絕不從屬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算計」。R·諾西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中一開始就提出同樣堅定的觀點：「個體擁有權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團體都不能進入個體的天地（除非冒犯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如此深遠和強烈，他們導致了這樣的問題：政權及其官員們究竟可能做些什麼。」就內容而言，這兩個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導致了極端不同的實施辦法。羅爾斯希望用嚴格的社會控制來保證穩定，儘可能達到社會報酬的平等分配。諾西克眼中的理想社會則是由儘可能小的政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的權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騙，但卻不排除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羅爾斯拒絕能人統治；諾西克則樂於接受，除非地方團體自願進行平均主義的實驗。跟常人一樣，哲學家按照自己的標準衡量自己的情感對各種選擇的反應，就好象在求教於隱秘的神諭。
那隱秘的神諭存在於大胸深處的情感中樞，很可能就在邊緣系統之中。這是神經元和激素分泌細胞的一個複雜結構，剛好位於大腦皮質的「思考」中樞之下，以此為基礎，人類情感反應和更一般的倫理行為通過無數代自然選擇牢牢地確定下來。科學所受到的挑戰，是去測量由此造成的各種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們在大腦中的根源，通過精神進化史的重建揭示這些限制的意義，這一方面的工作將是文化進化研究的邏輯補充。
如果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就將進入第二個困境，那就是：前述潛意識壓抑力和道德動機中哪些是我們應該服從的？哪些宜於加以削弱或升華？這些原則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