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批評的實際意義
究竟科學探索的真正動機是否出於求知的慾望，即出於純理論的或單純的好奇心，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把科學理解為解決人類生存鬥爭中的實際問題的工具，這是一個不必在這裡解決的問題。可以認為，維護「純粹的」或「基礎的」研究權利的那些人應該獲得一切支持去反對那種狹隘而不幸的時髦觀點——認為科學研究只有確屬合理的投資才是對的。但即使是有點極端的觀點（我本人有此傾向），即認為科學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精神冒險之一，這種觀點也可以同時又承認實際問題以及為了科學進步而進行的實踐檢驗的重要性，而不論應用科學和純粹科學；因為實踐無論作為踢馬刺還是作為馬韁，對於科學思考都是非常寶貴的。我們不必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以讚賞康德如下的話：「允許我們出現各種好奇的怪念頭，除了我們力所不及之外，不要讓我們的探索熱情受到任何約束，這就是不致於成為學究的那種精神追求。能夠從所出現的無數問題中找出那些其解答將對人類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智慧」。
這個觀點顯然適用於生物科學甚至社會科學。巴斯德（Pa steur）對生物科學的改革就是在非常實際的問題）其中有一部分是工業和農業問題）的啟發下實現的。當今社會研究的現實迫切性甚至超過癌症的研究。正如哈那克（HayeK）教授所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探求社會現象何以如此的那種超脫的心智好奇心的產物，而是強烈要求改造令人極為不平的世界的結果，除經濟學外，其他一些社會科學還沒有採取這種看法，它們毫無成果，表明它們的思考何等迫切地需要實踐的檢驗。
當我們深入考察科學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深入考察我們在這裡要談到的概括性或理論性的社會科學方法時，顯然同樣需要實際問題的刺激，對方法問題的有成果的論爭總是由研究人員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引起的；凡是並非由實際問題引起的關於方法的論爭，幾乎都是無用的推敲，這種情況使實際的研究人員看不起方法論。然而，應當認識到，更為實際的方法論論爭不僅有用而已必要。正如科學本身的發展和改進一樣，在方法的發展和改進中，我們只能在反覆試驗中學習，我們需要別人的批評以發現我們的錯誤；由於新方法的引進意味著根本的和革命性的變革，因而這種批評就更加重要了。把數學方法引進經濟學，把所謂「主觀的」或「心理的」方法引進價值學說等等例子就是明證。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價值學說與統計方法（需求分析）相結合。方法上的這種新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長期和大量的批判性論爭的結果；方法研究的辯護者肯定會從這個事實得到鼓舞。
對社會科學及其方法的研究採取實際的態度，是許多歷史決定論的追隨者們所提倡的，他們希望他們能夠用歷史決定論的方法把社會科學改變成政治家手中的有力工具。正是這種對社會科學實際任務的認識，為歷史決定論者和他們的一些反對者之間的討論提供了共同的根據；我準備在這個共同的根據上表明自己的立場，從而批評歷史決定論是一種拙劣的方法，它不能產生它所許諾的結果。
20．社會學的技術方法
雖然在這裡我的題目是我所不贊成的歷史決定論的方法學說。而不是我認為已取得成功並希望有進一步的和更加自覺的發展的那些方法，但是在這裡首先簡單地談一談那些成功的方法，以便向讀者表明我自己的傾向，闡明我的批評所根據的觀點，是有好處的。為方便起見，我將稱這些方法為「漸進技術」（piecemealteology）。
「社會技術」（social teology）這個詞（以及在下一節即將介紹的「社會工程」）可能會引起懷疑，並且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們一聽到這個詞就會想到集體主義計畫者或「專家治國論者」的社會藍圖。我是意識到這種危險的，所以我加上「漸進」這個詞，以排除不愉快的聯想和表達我的信念：「漸進的修補」（有時這樣來稱呼）和批判性分析相結合，不論在社會科學還是在自然科學中都是取得實際成果的主要方法。由於人們對社會的改進提出批評和建議，或者更確切他說，由於人們力圖發現某種經濟行為或政治行為會不會產生預期的或所希望的結果，從而使社會科學獲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方法確實可以稱之為古典的方法，而這就是當我把技術方法歸結為社會科學或歸結為「漸進工程」的時候我心中所想的方法。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技術問題可以有「私人的」和「公眾的」性質。例如，關於商業管理技術或改善勞動條件對生產的作用的研究屬於前者。關於監獄改革或普遍健康保險或者關於藉助法庭來穩定價格，或者實行新的進口稅等等對收入平均的影響則屬於後者；有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例如控制經濟周期的可能性；或者在國家管理生產的意義上的中央「計畫」是否與有效的行政管理民主監督相一致的問題；或者如何向中東輸出民主的問題，也屬這一類。
強調實際的技術方法並不意味著應該排除通過實際問題的分析而提出的理論問題。恰恰相反，我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認為技術的方法可能有助於提出一個純屬理論的重大問題。但是，技術的方法除了幫助我們選擇問題這一基本任務以外，還把一條戒律加給我們的純理論傾向（特別是在社會學本身的領域中，這些傾向很容易把我們引入形而上學的領域中去）；因為這使我們不得不使我們的理論服從一些確定的標準，例如明確性和實踐的可檢驗性的標準。我或許能夠把我關於技術方法的觀點表述如下：社會學（或許一般的社會科學）與其說應該尋求「它的牛頓或它的達爾文」不如說尋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
這一點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之間的類比，很可能會引起人們的反對，這就象我們選擇象「社會技術」和「社會工程」這些詞的情形一樣（儘管「漸進」這個詞表達了重要的限制條件）。因此我最好說，我充分理解對僵化的方法論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用哈耶克教授的話來說）的鬥爭的重要性。然而，我不明確我們為什麼不能利用這種有成效的類比，縱然我們認識到它已經在某些方面被嚴重地濫用和曲解。再者，我們已表明了這些僵化的自然主義者所抨擊的一些方法基本上正是自然科學中所採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我們很難提出比這更有力的論點來反對他們。
表面上看對我們稱之為技術方法所提出的一種異議是，這種方法意味著對社會秩序採取」能動主義的」態度（參閱第①節），因而容易使我們不贊同反干預主義者或「被動主義者」的觀點。這觀點認為，假使我們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狀況不滿，乃是因為我們不理解它們是怎樣起作用的和為什麼能動的干預只能使事情更糟。在這裡我必須承認，我當然絲毫不贊同這種「被動主義者」的觀點，我還認為全面的反干預主義政策是站不住的——即使以純邏輯的理由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它的擁護者們不得不為了防止干預而推薦某種政治干預。然而，技術方法本身在這個問題上是中立的（它本來就應該是中立的），而與反干預主義不相容；相反，我認為反干預主義包含著一種技術方法，因為斷言干預主義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就是說某些政治行為不能取得某些結果——取得的不是希望的結果。任何技術的最典型任務之一就是指出什麼是不能實現的。
更嚴密地考慮這一點是值得的。正如我在別處表明的，所有的自然規律都可以表述為斷定某事不可能發生；就是說，可以用諺語的方式表述為一句話「你不能用竹籃子打水」。例如：能量守恆定律可以表述為：「你不能製造一台永動機」，熱力學定律可以表述為：「你不能製造一台效率為100％的機器」。對自然規律的這種闡述方法使其技術意義變得明顯，因此它可以被稱為自然規律的「技術形式」。假如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考慮反干預主義，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它很可以用這樣一些話來表述：「你不能得出如此結果」，或者，「如果沒有如此伴隨作用，你就不能取得如此結果。」但這表明反干預主義可以被稱為典型的技術論。
當然，社會科學領域並非只此而已。相反，我們的分析的意義在於這樣的事實：它使我們注意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種真正基本的相似性。我想，社會科學規律或假說是存在的，它們與自然科學的規律或假說是相似的。鑒於這些社會學規律或假說的存在（不同於所謂「歷史規律」）常常受到懷疑，我現在要舉出一些例子：「你不能採用農業關稅而同時又減少生活費用，」——「在一個工業社會中你不能象組織生產者壓力集團那樣有效地組織消費者壓力集團。」——你不能有一個中央計畫社會的同時又保持具有競爭價格主要職能的價格制度。」——「你不能實現充分就業而又沒有通貨膨脹。」另一組例子可以取自權力政治：「你不能進行一場政治改革而又不產生對所要達到的目的來說是不可取的影響。（因此，要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