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不能明白，過度工作會使他們耗盡自己的精力以及後代的精力，早在他們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之前他們就被耗盡了精力，被這種罪惡的勞動制度所吞噬並遭殘酷壓榨，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離破碎的人；他們扼殺自身所有美麗的才幹，唯獨瘋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給自己。
--保羅·拉法格《懶散的權利》（1883）
不久前，人類曾期待休閑新時代的來臨。機器承諾將每一個勞動者從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當然，我們或許要在辦公室或工廠里經常地改變工作內容，一會兒監控屏幕，一會兒撥弄電話撥號盤，一會兒在發票上簽字，但餘下的時間可以讓我們閑逛或開心消遣。手頭上有這麼多時間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辭彙將最終從語言中消失。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最早預見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來的人之一。18世紀後期，在技術突破的激發下，他曾預測，不久後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減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時。19世紀使這一預言顯得稚氣而荒唐。在工業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廠里，無論男女，甚至兒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時。但到了19世紀後期，閑暇時代又一次凸顯於文化的雷達屏幕上。喬治·蕭伯納曾預測，到2000年，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是每日兩小時。
在整個20世紀，人類對無限休閑的憧憬從來沒有停止過。技術的神奇承諾令人目眩，普通人開始夢想著過一種在池塘邊閒蕩、身旁有機器人伺候的日子，機器人不但可以調配出色的馬提尼酒，還能讓經濟良好地運轉。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訴美國人，"不久的將來，他們每周將只有四個工作日。"10年後，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被告知，2000年，美國人將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個小時。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也還有人預測，電腦和機器人技術帶給人們的空閑時間將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們還能比這更錯誤的嗎？如果說我們能對21世紀的某種東西有把握，那正是：關於工作之死的各種說法是誇大其詞的。今天，休閑時代看上去似乎和無紙辦公室一樣切實可行，實則大多數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個小時，而不是每周14個小時。工作佔據了我們大量的清醒時間。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諸如家庭、朋友、性愛、睡眠、業餘愛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從於超負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紀中葉，在工業國家，平均工作時間開始穩步下降。當時通常的標準為每周六個工作日。但在過去的20年里，兩種競爭趨勢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國人依舊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努力工作，而歐洲人的工作時間則稍短一些。有估算顯示，現在美國人均每年的工作時間比歐洲人多350個小時。1997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工業國家。相比之下，歐洲則像是"閑散者"的樂園。但即便在歐洲，情形也頗為複雜。為了跟上快節奏生活的步伐和連軸轉的全球經濟發展，許多歐洲人也效仿美國人，增加工作時間。
在平均統計數字背後，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實際上數以百萬計的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均超出他們的意願範圍，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國家尤其如此。現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計工作50個小時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個人中則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強度。到2002年，在30歲年齡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國人就有兩人每周至少工作60個小時，這還不包括乘坐交通車上下班所耗費的時間。
休閑時代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我們中還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拚命工作？金錢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每個人都需要謀生，但對消費品的永無止境的慾望意味著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現金。因此，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更多的休閑時間，而只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與此同時，技術使工作滲透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人們無從逃避電子郵件、電傳和電話。一旦你能從家裡進入公司的資料庫、從飛機上接通互聯網或接到在海濱度假的老闆的電話，每個人都潛在地一直處於上班狀態。我的經歷告訴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覺地極易演變為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工作狂》一書作者瑪里琳稱，在21世紀，那種總是綳得很緊的壓力十分普遍。"工作狂過去指的是隨時隨地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現在所變化的是，隨時待命業已成為一種標準。"
大部分的工作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經歷過改組、減員多年之後，公司希望它的僱員分擔解聘人員遺留的工作負荷。由於辦公室、工廠瀰漫著失業的恐懼，很多人將延長工作時間視為證明其自身價值的最佳途徑。數百萬人即便在疲憊不堪或身體不適、效率低下的狀況下，也硬撐著去上班；更多的人則從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這簡直是瘋了。雖然有人喜歡長時間工作，也應當被允許如此，而讓每個人都和他們並駕齊驅則是錯誤的。過度勞累無論對於我們自身還是經濟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岡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周工作60個小時的人患心臟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個小時的人的兩倍。對於每周至少兩個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時的人來說，危險係數則是三倍。
工作場所的壓力並非都是壞事。一定限度的壓力可以使人們集中思想、提高生產率；但過大的壓力則可能是通往身體和精神崩潰的一張單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多於15%的加拿大人稱工作壓力已使他們瀕臨自殺邊緣。
公司也為強制推行長時間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眾所周知，生產率是難以進行估量的，但學術界認為，工作過度最終會超越最低底線，從而走向反面。我們都有這樣的常識：當人們處於疲勞、壓力、不悅或不適的狀態下，效率就會下降。據國際勞動組織報告，比利時、法國和挪威等國的工人每小時的工作效率平均高於美國工人。英國人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也多於其他大部分歐洲國家，然而，呈現出的每小時的生產率卻是歐洲大陸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減少意味著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或許已經超出了有關生產率的爭論範圍：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或許大部分人會認為，工作對我們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種樂趣，甚至是高貴的。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享受著工作帶來的樂趣--把工作視為一種智力的挑戰、體能的消耗、一種社交活動以及身份地位的體現。但如果讓工作支配我們的生活則是愚蠢的。生活中還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投入時間，比如，朋友、家庭、愛好和休息等。
對緩慢運動而言，工作場所是該運動一個重要的前沿陣地。工作佔據了如此多的時間，用於其他方面的時間則只能被擠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學、吃晚飯、和朋友聊天等最簡單的事情都變成和時間賽跑。放慢速度的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減少工作，而這恰恰是全世界數百萬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測驗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時間較長的經濟發達國家，人們都渴望減少工作時間。最近英國華威大學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家進行的一個國際調查顯示，27個國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在美國，對沉迷於工作的反抗情緒正在高漲。從星巴克到沃爾瑪，愈來愈多獨特而有實力的公司都面臨被迫在無薪條件下加班加點員工的起訴。美國人紛紛搶購生活指導用書，以了解如何更閑適地工作，生活才能帶來快樂和成功。最新的此類熱銷書包括《通往成功的懶惰之路》、《懶人成功手冊》和《懶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國為減少工作時間而戰的人召開了首屆全國"回收你的時間"會議，據估算，當天美國人的工作量同歐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樣。
在整個工業世界，人事部經理報告，年輕的求職者已經開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問題：我能不能在晚上一個還說得過去的時刻離開辦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換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嗎？一個接一個的面試大聲而又清楚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我們想工作，但我們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最近的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相信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是擁有一切，包括家庭、事業、住房以及能帶來回報的社交。但"擁有一切"被證明是一隻有毒的高腳酒杯。通過美國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爾森的暢銷小說《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數百萬女性已經認識到她們的疲憊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一書講述一位上班族母親如何在經營一家高風險投資公司和家庭之間掙扎著的故事。女性對試圖成為"超級女人"已經厭倦不已，於是她們帶頭要求重議工作場所的規則。態度在發生變化。如今，在時髦的晚宴上，女性就產假的長短彼此誇耀就如同談論獎金多少一樣。即便沒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擁護每周四個工作日。
最近《衛報》專欄作家賈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