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斷言，一種新的美麗，亦即快速之美，已經使壯觀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1909年未來主義宣言
清晨醒來，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是拉開窗帘嗎？還是翻過身去摟摟你的伴侶或一隻枕頭？或跳下床來做10個俯卧撐以促進血液循環？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時也是每個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時間。床頭柜上的時鐘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狀況，不僅告知我們在一天餘下的時間裡自己所處的狀態，也告訴我們該做何反應。如果時間尚早，我就閉合雙眼，睡個回籠覺；假如時間已經不早，我便跳下床來，徑直奔向衛生間。從醒來的那一刻起，時鐘就操縱著我們一整天的節奏。當我們在一個接一個的約會和安排以及一個接一個的截止期之間奔忙不休時，一天的時間就這樣流逝。每一個時刻都編入了安排計畫，我們目力所及之處--床頭櫃、單位的食堂、電腦屏幕的一角以及我們的手腕等等--時鐘無時無刻都在滴答作響，記錄著我們每一刻的進展，激勵我們不要落後。
在這個快速變化著的現代世界裡，時間的列車似乎總是剛到站又處於待發的狀態。無論我們如何加快速度，無論我們的日程安排多麼巧妙，每天的時間總是不夠用。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如此。但今天我們感到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壓力。為何如此？究竟是什麼讓我們有別於我們的祖先？假如我們要放慢節奏，我們首先必須明白為什麼要加快節奏，為什麼這個世界變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緊張？要做到這些，需要從我們與時間的關係入手予以探討。
人類一直處於時間的奴役下，能感覺到時間的存在與威力，卻從來無法確知如何給時間下定義。公元4世紀，聖·奧古斯丁曾審慎地說道："時間是什麼？假如沒人問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須要給提問的人一個解釋，坦白地說，我不知道。"1600年後的今天，在將史蒂芬·霍金晦澀難懂的著作啃過數頁後，我們全然明白了他對時間的感覺。然而，雖然時間難以捉摸，每一個社會都逐漸總結出測定和計算時間的方法。人類學家相信，兩千多年前，歐洲冰河時代的獵人採用在木棍或骨頭上刻洞的方法計算月相變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種偉大的文明--蘇美爾、巴比倫、埃及、中國、瑪雅及阿芝台克都創立了各自的日曆。古騰堡印刷機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曆"。
一旦我們的祖先掌握了計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將時間分割為小單位。埃及的日規起源於公元前1500年，為現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計時裝置。早期的"鍾"基於滴漏、沙漏、蠟燭或燃香。13世紀隨著機械鐘在歐洲的誕生，計時技術取得了巨大進展。到16世紀後期，人們不僅可以準確地計算小時，還可以精確到分和秒。
生存是人類測算時間的一種動力。古代文明使用日曆計算農作物種植和收穫的時間。但從一開始，測算時間就被證明是一把雙刃劍。從好的方面說，制定計畫有助於提高每一個人的效率--無論是農民，還是軟體工程師。然而，一旦我們將時間包裹起來，日程表開始轉動，時間佔據上風，我們就淪為時間的奴隸。時間安排限定了我們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給我們一個匆忙的理由。這正如義大利諺語所言：人測算時間，時間測算人。
時鐘使人們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時間，從而提高效率，對時間進行更為嚴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時鐘並不像今天那麼可靠。日晷儀在夜裡或多雲天氣狀況下並不運轉，而且由於地球的傾斜，其長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計算一個具體的時刻，理想的辦法就是沙漏和水鍾，但卻根本無法測算白天的時間。為什麼歷史上有如此多的決鬥、戰鬥及其他事件發生在黎明呢？並非由於我們的祖先對早起情有獨鍾，而是因為拂曉時分是唯一每個人都能分辨的時刻。在缺少準確的計時器的日子裡，人們的生活聽命於社會學家所說的所謂自然時間，做事全憑感覺，而不是讓手錶告訴他何時該做何事。餓了吃，困了睡。然而，從很早開始，報時就同告訴人們該幹什麼結合在一起。
早在6世紀，本篤會的僧侶就過著一種有規律的生活，一種令現代經理人引以為豪的生活。在日夜間固定的時間間隔里，僧侶們敲著原始的鐘，相互催促著，做晨祈禱、學習、耕作、休息、做晚祈禱，日復一日。當機械鐘開始懸掛在歐洲城鎮廣場上時，計算時間與支配時間之間的界限變得更為混亂。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啟發性的個案研究，歷史記載表明，1370年前後，這座德國城市懸掛起一座公共時鐘。1374年，科隆通過法律，豎立一尊雕塑，將勞動者工作日的開始和結束確定下來，並將他們的午飯時間限定在"一小時之內"。1391年，科隆對外國遊人強制實施晚9點（冬天為晚8點）宵禁，1398年宵禁時間推後至晚11點。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科隆人經歷了從無法確切知道時間到上下班及午餐時間都要聽命於時鐘的過程。用時鐘測量時間佔據了自然時間的上風。
繼本篤會的僧侶闖出一條新路後，具有現代意識的歐洲人開始利用每天的日程安排來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作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建築師、音樂家、畫家、雕塑家，阿爾貝蒂儼然一個大忙人。為了安排好大部分的時間，他每天制定一個時間表。"我早上醒來，首先就要問自己這一天將要安排哪些事情。把事情一一寫下來，加以考慮，好好安排時間：這件事早上做；那件事下午做，另一件晚上做。"你知道阿爾貝蒂本該喜歡個人數字助理器的。
當世界蹣跚步入超速運轉時代，日程安排成了工業革命的一種方式。在機械時代以前，沒有比飛馳的駿馬或開足馬力的帆船更快的。但發動機改變了一切，頃刻之間，人、信息和物質旅行或傳播到遠方的速度可以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一家工廠一天的產品可能比一個工匠一輩子的產品還多。新的速度時代給人們以無法想像的興奮與繁榮的期待，讓人們沉浸其中。1825年，當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客輪在英格蘭的約克郡開始其處女航時，受到了4萬人的矚目及鳴21響炮的禮遇。
工業資本主義以速度生存，其回報也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候。生產與產品運輸最快的行業可以打敗對手。資本越快變為利潤，就可以越快再投資以獲得更大的收益。19世紀"輕鬆掙錢"的表述進入語言並非偶然。
1748年，在工業時代的黎明，本傑明·富蘭克林以一句格言頌揚利潤與速度之間的聯姻，這句話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脫口而出，即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什麼比以小時而不是工人生產的產品計算報酬的轉變更能反應、強化新的精神狀態。一旦每一分鐘都值錢，事業就進入了永無休止的加快生產的競賽中。每小時生產更多的產品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利潤。保持領先意味著在你的對手前面配備最先進的節省時間的技術。現代資本主義同一種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來。
工業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總是吸引精力充沛的人們，但城市生活本身卻充當一個巨大的微子加速器。當人們遷往城市後，做任何事情的速度必須要加快。1871年，一位匿名日記作者曾這樣描述英國首都倫敦：
在倫敦，神經機能的倦怠及腦力的釋放是巨大的。倫敦人的生活節奏很快。在其他地方，人們閑得要死；在倫敦，人們忙得要命……滿腦子不斷地想著新形象、新人、新感覺，緊緊張張的。一切都要加快速度去做，買和賣、計算和稱重，甚至連櫃檯前的談話等都以快速和不正當的手段進行。動作遲緩的、啰嗦的人很快就發現自己毫無機會，可過不了多久，他們自己也如同快車裡的笨馬一樣，逐漸形成從前不為人知的節奏。
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蔓延，19世紀帶來了許多旨在幫助人們提高旅遊、工作和溝通速度的發明。正如一位瑞典人所注意的那樣，1850年，美國專利局申報的五萬項機器發明中大部分旨在"提高速度，節省時間和勞動力"。1863年，倫敦首家地鐵投入營運。1879年，柏林開通了電車運營服務；1900年，奧蒂斯揭開首家自動電梯的面紗；到1913年為止，福特T型汽車下線；1837年，電報問世，加快了通訊速度。隨後，橫跨大西洋的電纜於1866年出現，10年後，電話、無線電相繼問世。
然而，假如沒有準確的記時，以上任何一項新技術都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時鐘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操作系統，它使會議、截止期、合同書、製作過程、計畫表、交通、工作輪班等其他的一切成為可能。著名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蒙福德將時鐘認定為工業革命的"主要機器"。但直到19世紀末期，標準時間的創立方才使時鐘的潛力得以開啟。此前，每個城鎮均通過正午的太陽即陰影消失、烈日當空的那一刻計算時間。結果，導致時區的混亂。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奧爾良的當地時間比位於其西邊80英里的巴吞魯日晚23分鐘。在沒有什麼東西跑得比馬快的時代，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