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臨回北京前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在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識的確切時間記不清了，應是八七年夏天。那時我們一家住英國，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遊。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貧困但閑散。記得在熊先生夫人當時辦的旅行社開過個座談會，有畫評家陳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隨後王克平還開車帶我去拜訪熊先生。他那時住巴黎近郊。後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滿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隻鐵皮烏鴉和用多層紙板粘合成的魯迅頭像。克平告訴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國畫壇非常活躍，在不少法國及歐洲的大展上得過獎。
後來才知道，熊先生不僅是雕塑家，也是詩人，書法家，學者，哲學家。他為人謙和，不計功利。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在最好意義上的結合，是自五四以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謂通才，不僅指在學問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對歷史對人生的徹悟和關懷。與通才相對應的是專才，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謂專家們。他們專業越分越細，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識純粹用來混飯的。再看看當今統治世界的技術官僚們，正是這種專才在權力層面的延伸，從上到下，幾乎個個懂行能幹，但就是沒有靈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過，以後常來常往，但和熊先生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他後來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開不了車，很少進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約我到他家小住幾日，要好好聊聊，最後還是沒去成。悔矣。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就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
我父親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著急，專門給楊振寧先生打電話，希望能由他出面幫我回國探望。他和楊先生是世交，父輩都是清華數學系的教授；他倆不僅同齡，還是同班同學，深厚情誼一直延續至今。我那時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教書，有幸跟楊先生結識，很投緣。在熊先生的重託下，楊先生格外重視。我終於得以成行，回北京見到垂危的老父親。熊先生一直關注我回國的事，並常問起我父親的狀況。此生此情，怎是一個謝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遠，來去匆匆，難得有時間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總是清茶一杯。茶帶來的記憶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這也恰似熊先生的為人。熊先生很健談，路數多變，或曲徑通幽，或海闊天空。記得有一回他對我的詩委婉提出批評，我和他爭了起來，且相當不敬，而他只是寬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請我讀一首近作，結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嘆說，這句讓他想起他的青年時代。我當時不知道這聯想是怎麼來的，現在終有所悟。這詩句其實有種悖論式的緊張：說來年輕時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虛擬語氣對此提出了質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紀最後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舉辦了巡迴展《熊秉明的藝術—遠行與回歸》。這題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條路線圖，和歷史事件和戰亂和內心騷動有關。他二二年生於南京，父親熊慶來是著名數學家。二七年父親到清華教書，舉家遷到北京。七七事變後，又隨父親搬到昆明，四四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然後越走越遠了，走出了國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費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國，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紀。他父親已死於文化革命中。此後他開始往回走了，回國辦展覽講學出書。遠行和回歸，甚至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上的，也是他的心路歷程。他不久前提到，雖然在法國住了五十多年，他並不覺得有融入法國社會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應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他從不用法文寫作。我想其實他骨子裡有一種驕傲，中國文化的驕傲，這驕傲陪他遠行，也伴他回歸。
熊先生走了，這個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們去面對死去的天空?一個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時代。
2003年元月17日於美國DAVIS
在中國這幅畫的留白處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客房寫作。窗外是海灣、小島和遠山，雲霧變幻莫測，忽陰忽晴。老式空調機轟轟作響，蟑螂躲在角落靜觀其變。我在電腦鍵盤上敲出一行字，再塗掉。
我和中文大學有緣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譯叢》（Renditions）出版《朦朧詩選》中英對照本時，正趕上我成為「反精神污染運動」的批判重點，一時間恍然置身於一冷一暖兩股水流之中。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詩是怎麼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場風暴雖來勢兇猛，可雷聲大雨點小，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我一年不能發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詩歌翻譯，以貼補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結果，是逼著我又學會了門新的「污染」的手藝。
1985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說集《波動》的中英文兩種版本，說來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裝幀精美，極大地滿足了一個青年作者的虛榮心。
《波動》英譯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長大，父親是澳共領導人之一。1958年她年僅17歲，被送到北京學習中文，以期成為中澳兩黨之間的使者。但由於「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離開了，卻從此跟中文結緣，獲得悉尼大學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們在北京相識，同在外文局工作。誰承想，如今我們在香港重逢，並成了中大翻譯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職員餐廳共進晚餐。暮色四起，襯出海上點點燈光。我們談到的往事，如杯中紅酒有點兒澀。當年杜博妮為凱歌、邁平和我開辦英文補習班，最後只有邁平出了徒。我們幾乎每個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飯飲酒，徹夜長談。《黃土地》出籠前後，我們分享凱歌的焦躁、激情和榮耀。從《黃土地》出發，他漸行漸遠。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應中大出版社社長詹德龍先生之邀首次來到香港，在中大舉辦活動。香港市區的繁華喧鬧和中大校園的樸素寧靜恰成對比。我在街上閑逛。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飛機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魚穿過閃閃發光的的珊瑚礁。我當時在英國杜倫(Durham)大學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親。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長大。於是她帶我坐渡輪，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館子吃海鮮。有美女陪伴，對於一個北京人來說，香港竟有某種異國情調。
我在鍵盤上把1997年誤打成1697年，再改了過來。大概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是並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實統治者、歷史學家和老百姓的時間概念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皇曆，主要是關於節氣屬相婚喪嫁娶，與國家社稷無關。
1997年春，我來參加香港第一屆國際詩歌節。我也是詩歌節的策劃人之一。詩歌節的主題是「過渡中的過渡」（TheTransitiransition）。要說一切都是過渡，連生命在內。香港如同一艘船，駛離和回歸都是一種過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見多識廣，處變不驚。由於命運沒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籤解夢算卦拜佛的特別多，對數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瘋狂的地步。這也難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誰？
我稀里糊塗被香港的富翁請去吃飯，他們一擲千金。盤中魚之昂貴，據侍者解釋，在於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匯處游弋的「貴族」。震驚之餘，我坦言《今天》雜誌的困境，並拐彎抹角把他們引向為文學慷慨解囊的人間正道，可全都裝聾作啞。我這才明白，宴請其實是對金錢這古老權力的祭奉儀式，甚至與主客無關。
離港前夜，我去看望黃永玉。他家在中環半山，從客廳可觀海。我們相談甚歡，從抗戰到文革到香港現狀。黃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從香港回到大陸，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陸。香港於他，是避風港還是新大陸，是彼岸還是此岸？這位自稱「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強和遊戲人生的洒脫，使他度過重重難關，成為少數逆流而上的倖存者之一。這恐怕和處於漢文化邊緣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