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衚衕1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地，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爺」演變成了「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台，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鍊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73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余；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裡，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兇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鄭安娜。他們於1938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向客廳里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幹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了，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借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倖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眯眯地叼著煙斗，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了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我把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了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了，我們成了「同謀」——由於分享了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別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了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歷歷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閑雜人員中了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梵谷那幅《向日葵》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複製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里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著的梵高《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處來兜個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向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了的果實收藏了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家農家時，籬笆里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里夾著尖叫；我也想到了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裡的淚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採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里，都拚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馮亦代於1941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託。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採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1949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北京之後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後來爸爸調到了外文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