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族理想
我想《舊約聖經.創世記》中的創造天地的故事頗有重寫的必要。在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里，那個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深深崇拜他那兩個美麗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為男孩子為憾。他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為他覺得他的表姊妹是可愛的，純潔的，聰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醜陋的，糊塗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創世記》故事的作者是賈寶玉一類的人，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那麼，他一定會寫一個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個人形，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亞當。可是亞當開始裂開了，粉碎了，於是上帝拿一點水，把泥土再塑造起來；這滲進亞當的身體的水便是夏娃，亞當的身體里有了夏娃，其生命才是完全的。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婚姻的象徵意義。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水滲進泥里，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體的寄託，使水可以在這形體里流動著，生活著，獲得了豐富的生命。
許多年前，元朝大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畫家，曾做宮廷中的師傅），早已用泥和水來比喻人類的婚姻關係了。在中年的時候，當趙孟頫熱情漸冷，打算娶妾的時候，管夫人寫了下面這首詞贈他，使他大受感動，因而回心轉意：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個制度支配著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宣染著中國人的整個生活型態。這種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裡來的呢？這個問題不常有人提出，因為中國把這個理想視為當然，而外國的研究者又覺得沒有充足的經驗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家族制度成為一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據這一點，一般人都認為其理論的基礎是孔子所建立的；這種理論的基礎極端重視夫婦的關係，視之為一切人類關係之本，也極端重視對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視祖墓的風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設立。
有些作家曾稱中國人的祖先的崇拜為一種宗教，在我看來，這大抵是對的。這種崇拜的非宗教之點，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東西，或使之占著較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幾乎不和超自然的東西發生關係，所以它可以和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關於上帝的信仰並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禮儀產生了一種宗教的形式，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為一切的信仰都須有一種外表的象徵和形式。我覺得向那些寫著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敬，並不比英國郵票上印著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無宗教色彩。第一，中國人大抵把這些祖先的靈魂視為人類，而不視為神靈；中國人是視他們為老人家，而由子孫繼續供奉著他們的，他們並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療，完全沒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間普通那種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舉行這種崇拜的禮儀不過是子孫紀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個機會，這一天乃是家人團聚，對祖先創家立業的功績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著時的生日慶祝，是不十分適當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慶祝或美國「母親日」的慶祝，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傳教士禁止中國信徒去參加祖先崇拜的禮儀和宴樂，其唯一的理由乃是因為崇拜者必須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這種行為是違犯「十戒」的第一戒的。這一點是基督教傳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中國人的膝頭並不象西洋人的膝頭那麼寶貴，因為我們向皇帝拜跪，向縣令拜跪，在元旦日也向我們活著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國人的膝頭自然比較容易使用，一個人向一塊形如日曆的木主拜跪，其異教徒的資格並不會增加或減少。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因為不許參加大眾的宴樂，甚至不許捐款去幫助戲劇表演的費用，結果在鄉村和城鎮里不得不和一般的社會生活隔絕。所以，中國的基督徒簡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這種對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責任的感覺，常常形成了一種深刻的宗教態度：這是毫無疑義的。例如，十七世紀的儒家大師顏元在年老的時候，帶著感傷的心情出門去尋找他的哥哥，因為他沒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個兒子。這個相信行為重於知識的儒家弟子，當時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經失蹤多年。他對於講解孔子教義的工作感到厭倦，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這在傳教士說來，一定是「神靈的召喚」），覺得應該去尋找這個失蹤的哥哥。他的工作是困難到極點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麼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否尚在人世。當時出外旅行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明朝的政權已經傾覆，各地情形甚為混亂。然而，這位老人還是懷著宗教般的虔誠，不顧一切地出門，到處在城門上和客棧里張貼尋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這樣由中國西部一直旅行到東北諸省去，沿途跋涉幾千里；經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到一個公共廁所里去，把傘放在牆邊，他的哥哥的兒子看見那把傘上的名字，才認出他，帶他到家裡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已經替他的宗族找到一個子嗣了。
孔子為什麼這樣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吳經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的論文里（《真孔子》）說，其原因是因為孔子出世時沒有父親。《甜蜜的家》（「Home，SweetHome」）一歌的作者一生沒有家庭，這種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果孔子小時有父親的話，他的父性觀念一定不會含著那麼濃厚的傳奇浪漫色彩；如果他的父親在他成人的時候還活著，這種觀念一定會有更不幸的結論。他一定會看出他父親的缺點，因此也許會覺得那種絕對孝敬父母的觀念有點不易實行。無論如何，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但如此，孔子甚至連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的母親不願告訴他父親是誰。當他的母親死時，他把她殯於（我想他的態度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後來他由一個老婦人探出他父親的葬處，才把他的父母合葬在另一個地方。
我們得讓這個巧妙的理論去表現其自身的價值。關於家族理想的必要，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許多理由。開頭的觀念是把人類視為家庭單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視為個人。這觀念又得一種人生觀和一種哲學觀念的贊助。那種人生觀可以稱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種哲學則認為人類天賦本能的滿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的目標。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個人主義的理想勢不兩立的。人類終究不能做一個完全孤立的個人，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不把一個人當做兒子、兄弟、父親或朋友，那麼，他是什麼東西呢？這麼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形而上的抽象名詞。中國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學的思想，自然先想到一個人的生物學上的關係。因此，家族變成我們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學單位，婚姻本身變成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我在《吾國與吾民》里，曾指出這種佔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能夠變成一種擴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國家的發展。可是這種弊害在一切人類制度里都存在著，無論是在家庭制度里，或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里，因為人類的天性根本是有缺點的。中國人始終覺得一個人是比國家更偉大，更重要的，可是他並不比家庭更偉大，更重要，因為他離開了家庭便沒有真實的存在。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弊害也是同樣明顯的。國家可以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怪物，——現在有些國家已經變成怪物，——把個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私人榮譽，甚至於個人幸福的最後目的完全吞沒了。
我們可以用家族的理想來代替西洋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在這種家族的理想里，人類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份。我所說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這個意思。在大體上說來，人類的生命可說是由許多不同種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個人直接感覺到的，直接看見的，卻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國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們用「家系」或「家族的樹」一詞，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那棵樹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枝，生在樹身上，以其生命來幫助全樹的生長和賡續。所以，我們必須把人類的生命視為一種生長或賡續，每個人在家族歷史裡扮演著一個角色，對整個家族履行其責任，使他自己和家庭獲得恥辱或光榮。
這種家族意識和家族榮譽的感覺，也許是中國人生活上隊伍精神或集團意識的唯一表現。為使這場人生的球戲玩得和別一隊一樣好，或者比別一隊更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