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寫了一篇「九十老太的長征」。寫的是美國一個叫做桃莉斯·漢道克的九十歲老太太，為了呼籲「改革競選經費」，獨自徒步五千公里，橫跨美國的故事。最後寫到了，在首都華盛頓，一個聯邦法官在自己的法官室里會見了她。她怎麼給請到法官室去的呢？這可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桃莉斯老太太在聯邦國會大廈里，讓警察給抓起來啦！
話說桃老太歷時一年多一步一步完成了「長征」壯舉，最後一站就是直奔美國聯邦國會大廈而去了，她的「改革競選經費」的呼籲對象不就是國會議員嗎，那兒是最終目的地。辛苦一年多，就是為了這一天，桃老太早就拿定主意，要在著名的聯邦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里，在高高的穹頂之下，發表一篇她的政治演說，宣揚她的改革政見。
那麼，美國國會大廈讓進嗎？這麼說吧，假如打個比方的話，國會大廈在旅遊旺季里，擠得活像個熙熙攘攘的農貿市場，滿是遊客。不管是誰，只要不帶槍，進是絕對沒問題的。所以，桃老太順順噹噹地就和她的一群支持者，一起進到了最熱鬧的中央圓形大廳。問題就出在下一步了。怎麼呢？
進去以後，他們擺開宣傳陣勢，桃老太掏出稿子，就開念了。這下子，可就犯法了。美國法律有個規矩，那就是：國會大廈是立法重地，在那裡，立法的國會議員們，只要在這個屋頂之下，說什麼都可以，怎麼說都不犯法，都不會被逮捕被定罪，他有立法豁免權。而只要你不是國會議員，就不得在這裡發表任何政治演說，不能有任何政治示威的行為。假如做了，就是犯法，警察就有權抓你。這是一條執行很嚴格的規矩。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平等」的規矩呢？
那是為了保障立法者，能夠在絕對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把他所代表的那個選區的民眾意見，順暢地說出來。試想想，假如一個立法者說錯什麼，有可能被逮捕被定罪，他當然就不可能對一項立法毫無顧慮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了。所以第一條顯然是必需的。可是，民眾為什麼就不能在這裡表達自己的政見呢？
這也是為了讓立法者的表達不承受壓力。假如在會議廳近旁、大堂里過道里，聚集著憤怒的激昂的抗議民眾——或者是過分熱情的支持者，或者是非常悲哀的訴冤者，又是演講、又是口號、又是唱歌，必然會產生「廣場效應」，形成一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氣氛。這種氣氛必然在議員們心理上造成壓力，就可能迫使他們屈從民眾壓力而扭曲立法。立法就是立規矩，必須是公正的，長遠的，顧及全社會全體民眾的長遠利益，而不是誰的嗓門大就偏向誰。因此，立法應該是「利益中性」的，是理性的過程。如果讓議員們身處狂熱民眾的實際包圍之下，這個理性過程就難免轉變為非理性過程。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法國大革命時期，俄國十月革命時期，都發生過議員在那裡立法，民眾衝進議會大吼大叫的情況。更有甚者，民眾甚至軍人在那裡持槍威脅立法者，甚至用武力驅趕議員。走到這一步，所謂民主當然就全玩完了。
正是為了杜絕上述情況，才立下規矩，國會大廈裡面是不允許民眾進行任何政治表達活動的，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表達的是什麼。想演講、想表達、想示威，得上外面去。到了外頭，隨便你是什麼人，隨便你表達什麼，怎麼都行。既然有了這規矩，就得嚴格執行。結果，不聽警察勸告的桃老太和她的支持者，就在國會大廈被警察抓起來了。警察不抓都不行，他們不敢開這個先例。
誰都知道桃老太沒有惡意，再說，還是個九十歲的「長征紀錄創造者」，大家都敬重她。可是，並不能因此就壞了規矩。法律的特點，就是沒有例外。所以，桃老太還是必須接受逮捕和上法庭。聯邦法官升堂開庭，該怎麼審怎麼判，還是得按規矩來。不能看在是祖母級的老太太分上，就破了規矩，因為規矩一破就沒有個頭，別人也會找理由破上一回，否則不就是不公平了嗎？規矩一破，這法律就不成法律了。
桃老太特明白，所以一開庭她就「認罪」，趁著「認罪」的機會，她又在法庭陳述中，滔滔不絕地表達了自己對政治改革的看法，對「民主」的認識，給所有在場的全是孫子輩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記者和看熱鬧的，好好地上了一堂經典民主課。
法官也挺有意思，判處她「囚禁已關押之時間」，多少時間呢，沒說，反正她是正式逮捕過了，就是一分鐘也算是「已關押之時間」了。她和她的支持者們立即「刑滿釋放」，每人判交十美元法庭手續費。
這判決，大家都覺得公正。判完以後，也就是按規矩做了之後，法官恭恭敬敬地把桃老太請到自己辦公室里，表達自己對老太太的敬意。就是在那個時候，法官對她說了那段話：「我們美國的許多法律，就是由像您這樣堅持不懈地努力著的普通人所促成的。」
記者報道說，法官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和周圍的人，眼裡都閃著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