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份，深圳龍崗的一個派出所，在轄區內懸掛橫幅「凡舉報河南籍團伙敲詐勒索犯罪、破獲案件的獎勵五百元」，4月15日，兩位河南籍人士在鄭州市對龍崗警方提起司法訴訟。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普通的歧視訴訟，引出強烈社會反應，是因為在中國很少有歧視訴訟，也因為這是一個多重話題。
中國一向少有歧視訴訟，並不意味著沒有歧視，而是民眾一向對歧視沒有明確定義和概念。歧視者和被歧視者，在歧視發生時，甚至不覺得是歧視，反而視作理所當然。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人們從不質疑政府的歧視性法令。被侵犯者認為，只要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金科玉律，公民只有服從的份，沒有公民權利的概念。由於公民們缺少法治概念，不知道法律條文不僅可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也可能是侵犯公民權利的途徑。遇到歧視性法律，民眾缺少「不受歧視」的意識，而是照單全收。無形中，一個法治國家就成為人治國家。既然人們對歧視性法律無動於衷，聽任歧視大規模長期推行，久而久之，對歧視本身，自然也就變得麻木不仁。
那麼究竟什麼是歧視？公民應該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歧視就是權利上的區別對待。
回顧歷史，我們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實在太多。國家法令對城鄉間的區別對待，是最尋常的。我們國家曾有幾十年不容許農民進城謀生。同樣是公民，城裡人下鄉是「光榮之舉」，農民進城就是「盲流」，警察有權逮捕他們，遣送回鄉。城裡人可以得到糧票買糧食，種糧食的農民無權買糧。城市居民擁有城市戶口的一切特權，農民沒有任何這些權利。
人們對這些歧視熟視無睹。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最近教育部修改了《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剛剛廢除了「在校大學生結婚就退學」的規定。在此之前，沒有聽到一個法律系的教師告訴學生，你們的婚姻權利被侵犯。沒有一個法律系的大學生因受到婚姻歧視，提起訴訟，爭取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權利。這些教師和學生，是今天和將來的法律專家，他們在歧視面前如此反應，可以推斷出普通民眾的歧視意識是如何淡薄。
即使在今天，歧視仍然普遍存在。例如，高等教育的入學錄取分數線，向學習條件強勢的大城市傾斜，就是對農村學生、邊遠地區學生的歧視。又如這個「河南籍事件」，派出所的懸賞破案就是在區別對待。根據標語的邏輯，非河南籍犯罪就不在尋求破獲之列。
可是，從法律的意義上判定歧視，並不像一般想像的那麼簡單。
在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歧視之一，大概就是美國南方几個州的種族歧視了。作為一個法治國家，美國為什麼容許它長期存在，而且長期以來拿它沒有辦法呢？就是當時這幾個南方州，鑽了一個「平等」的空子。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曾經表達了這樣一個理念，就是兩個民族假如不能很好地共同相處的話，他們可以「平等並且分離」地，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以此引出了美國獨立的依據。於是，後來美國南方的白人就提出，他們和黑人屬於不同的種族，他們可以「平等並且分離」地生活。因此，南方種族隔離的一些法案，雖然規定南方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設施，同時也規定，白人也不準使用黑人的公共設施，以示「平等」和「並非歧視」。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從「教育隔離對孩子的心理影響」切入，才打破了這個「表面平等，事實不平等」的法律圈套。
還有一些傳統的、社區的鄉規民約。例如，現在的美國，還有很多公寓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一個新的住戶進來，要經過老住戶組成的委員會的通過，而不是我有錢買房租房就一定可以住進來。要誰不要誰，這個小社區有一定程度的權利。還有，就是僱主僱工，從原則上來說，僱主有權制定一些要求，有雇和不雇的權利。一般來說，要了張三不要李四，這並不構成歧視。
因此，什麼樣的區別對待構成法律意義上的歧視，是公民權利的區別對待，還是需要制定一系列法規來界定，在必要的時候，需要最高司法機構對比憲法，作出解釋。例如，美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法出台以後，先後規定了對種族、膚色、原籍國不得歧視，僱工對年齡、性別、殘疾等不得歧視。也就是說，在賣房租房時，你對房客可以有一定的要求，但不能說不要黑人。僱主不可以刊登招工廣告要求「三十五歲以下」，這涉及年齡歧視。
即便如此，界定歧視，在美國還不是一個完全解決的問題。例如幾年前，一個倉庫管理人員，因為體重三百多磅而被僱主解僱。僱主當然有他的理由，體量超重可能影響工作效率。這名僱員把僱主告上法庭，訴僱主是體重歧視，最後勝訴。類似的涉及歧視的新問題，料想還會不斷提出來。
在有具體法規的情況下，情況比較簡單。例如在美國有公平就業委員會，涉及就業的歧視可以投訴，提供證據，依照法規要求懲罰僱主。也可以提出民事訴訟求償，可是民事訴訟是有它的特點的。
在這個「河南籍事件」中，許多專家在為原告尋找告訴的依據。也有許多人認為，是不是有相關法規，是能否勝訴的關鍵。其實，原告提出的是民事訴訟，而民事訴訟是傷害「求償」。比如一個人不小心從樓上掉下來，砸傷了行人。沒有法規規定一個人不準不小心墜樓，前者的行為沒有違法，後者照樣可以民事求償。
求償不一定涉及金錢，要求道歉也是一種求償，但是必須證明原告本人受到傷害，而且責任在被告方。因此，證明被告是否歧視，反而不是第一優先重要。因為即使證明被告歧視，並不能證明他的行為對被告個人造成值得求償的傷害。
正因為民事求償可以不必依據法規，只需證明傷害，所以生活中時時可能發生，因此對傷害證明必須要求很高，否則求償泛濫，社會無法收拾。如這個河南籍事件，原告事實上沒有金錢求償，但如果我們假設原告求償一人一百元人民幣，金額看上去也很有限，證明「歧視」也許不難。可是，假如我們把原告看了以後「生氣、憤怒、傷心」的反應，輕易判定是一種可求償「傷害」，孤立地看，百元求償數額也很合理。可是，一億河南人其實都會有這樣的反應，都可以跟進求償，那就是一百億人民幣了。
人們歧視的觀念是很自然發生的事情。反歧視卻是要達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後的理智反省。
一個幾次被黑人搶劫的人，會自然認為，黑人就有犯罪傾向。一個屢屢看到窮人口出髒話，打架鬥毆的人，會認為窮人都是野蠻的。一個人總被富人欺負，會認為為富不仁是普遍規律。在美國，是通過長期的學校教育，使得人們形成這樣文明、理智的態度：我不以一個人的膚色、種族、貧富、地域和宗教等來判斷他，而是以他本人的表現來判斷他。也不把一個和幾個人的表現，擴大為對整個種族、群體的判斷。
這樣的教育在美國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雖然要經過長期努力，要持續不斷地做下去。可是，在此之前，首先是政府法令不能使歧視合法化。民眾必須看到，假如他人權利可以被剝奪，自己的權利也就保不住，農民的權利可以合法侵犯，城裡人的權利也岌岌可危。因為，只要有一個歧視法令存在，就是認可了歧視是合法的。那麼，下一個歧視法令，只是變換一個歧視目標而已。每個人都可能被合法歧視，失去部分公民權利。
河南籍事件，是公民意識覺醒的標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