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紙報道，河北一青年聶樹斌十年前被錯判為犯下姦殺案，不久前此案真兇被抓獲，而聶樹斌早已被判處死刑。此案把怎樣避免錯殺無辜的問題提到了我們面前。最近幾年，這樣的問題也困擾著美國。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一個叫克爾克·布拉特沃思的男子被指控在1984年姦殺了一個九歲女孩。此案經法庭審判，陪審團裁定布拉特沃思犯下一級謀殺罪，他被判死刑。他始終聲稱自己是冤枉的，可是警察局堅信他們抓到的是真兇。雖無直接證據，但是警察認為間接證據是有力的，兩個男孩在案發現場附近目擊兇嫌，指認了布拉特沃思。他上訴，上訴法院要求下級法院重申，重審結果卻仍維持原判。
他在監獄裡給所有可能的人寫信申訴，從國會議員到美國總統，但是沒有迴音。他在牢房裡讀書，讀到英國警方用DNA測定嫌犯，這是一種新技術。這給了他希望，他知道，在被殺女孩的褲子上，有一滴兇手留下的精液，而案發時，FBI檢查過這一精液，但當時還沒有DNA技術。
1992年，布拉特沃思的律師要求將被殺女孩的褲子送往埃德·布雷克（Ed Blake）處，他被公認是美國DNA測定之父。為此，律師掏腰包支付了一萬美元費用，因為布拉特沃思本人已經一無所有了。好在在案發九年後，所有證據，包括被害者衣褲，都被完好保存。測定結果，受害者褲子上的精液和他沒有關係。
根據律師和州檢察官預先談定的條件，這一證據又被送往FBI的實驗室，再次檢驗，再次得出同樣結果。州檢察官撤回了指控。1993年6月，他走出了關押他九年的監獄。州政府向他賠償了這九年的收入損失三十萬美元。
布拉特沃思是美國第一個從死牢房裡用DNA技術討還清白的人，司法界極為震驚，每人腦子裡都掠過同樣的念頭，就像布拉特沃思的律師說的：「假如我們還沒有DNA技術，那會怎麼樣？」他就永遠不可能翻案了。在沒有這種技術的年頭裡，有沒有同樣的無辜者，被錯定罪，被錯殺，被錯誤地終身監禁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美國的早期歷史上，法庭判決死刑一直持謹慎態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高峰期，每年死刑處決達到一百六十五人以上。死刑在七十年代初被廢除，但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裁決中，重新肯定了死刑的合法性。現在，美國五十個州中三十八個州有死刑。死刑判決後通常要經歷冗長的上訴程序，窮盡一切司法上訴程序平均要用十年時間。布拉特沃思案件以後，在死刑牢房裡的待決犯就多了一個用DNA重新檢測的機會。有些人在關押多年後，經DNA檢驗推翻了判決。
事實令人震驚：儘管經過了法庭呈證，有陪審團的中立判決；儘管人人都承認，判決死刑事關人命，錯殺無辜仍然可能發生。從七十年代到2000年，美國有近一百人是判決死刑後又發現錯判了。哥倫比亞法學院的一項研究，調查了幾千個刑事案件，發現十個案子偵辦過程中，有七個曾經出現過嚴重的差錯。這種差錯大多是因為被告沒有得到合格水準的律師的專業協助。
1998年，伊利諾伊州的一位死刑犯安東尼·波特爾在死牢房裡關押了十六年後，窮盡了一切司法程序，就在被處決前五十小時，由於一些學新聞學的大學生調查此案時發現了新證據，終於為他討回了清白和自由。伊利諾伊州州長說，本州刑事司法制度顯然存在重大弊病，下令停止執行死刑，以免錯殺。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000年春天，以民主党參議員里希（Patrick Leahy）和共和黨眾議員拉霍特（Ray LaHood）為首的跨黨派議員，分別向參眾兩院提出了《無辜者保護法案》。該法案的主要內容是：一、運用DNA檢測技術，讓已經被判定罪的在押者，也有重新檢測DNA證據的機會；二、要為刑事被告提供合格的專業律師協助；三、為錯判錯關者提供補償。2004年10月，無辜者保護法案以《所有人的公義法案》為名，正式生效。這個法案有DNA檢測的規範；提供改善資金，訓練和提高重大刑事案的辯護質量，特別是提高死刑案的辯護水平；也為受害者家屬提供協助。該法案還規定，在今後五年內提供二千五百萬美元，專門用於已判罪的在押犯重新檢測DNA證據。這一計畫以布拉特沃思的名字命名，就叫「克爾克·布拉特沃思定罪後DNA檢測計畫」。布拉特沃思（Bloodsworth）在英語里可解讀為「血的價值」。他用自己走出死牢房的經歷證明，血無價，人命無價。只有亡羊補牢，才能對得起以往的冤魂。布拉特沃思說：「這一立法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於防止把無辜者送進死牢房，有助於抓住真正有罪的人，有助於防止新的冤案出現。」
我想，河北青年聶樹斌被冤殺一案，也應該引起我們檢討司法制度，否則，社會對不起他，也對不起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