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偶然機緣，聽到一個猶太女孩漢娜的故事，她被納粹謀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最近發掘出這段歷史細節的是個日本女子。所以，接到東京朋友的電話，不由得在電話里講了這個故事。講到漢娜和其他猶太兒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區特萊西恩施塔特。那裡，一個同是囚徒的女藝術家，曾冒著風險教孩子們畫畫，因而漢娜還留下了四張畫作。沒料想，朋友在電話那端激動起來，說，我知道那個畫家，我在東京看過以她為主題的展覽，她還是從包豪斯出來的呢。
查了各自的資料，確信我們在講著同一個人。我也查到，朋友在東京看過的是一個流動國際展，現在還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女畫家一流的藝術才華，默默堅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後，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認識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她生命的開端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一個十分普通的猶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後來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親給她的昵稱，而母親在她四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她由父親帶大，父親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經常看到、也是喜歡看到的圖景，就是小小的女兒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紙張構築起來的世界裡。她從小就迷畫畫。
作為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沒有含著銀勺子來到這個世界。可在她成長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她的家鄉卻處在黃金時期。當時的維也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在那裡，一個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盡情享受視覺愉悅、心智健康和豐富多彩的生活。公園、咖啡館裡常常在舉行音樂會和詩歌朗誦。她不用買門票，就可以整日流連在藝術歷史博物館，和名作對視。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書店，從那些昂貴的藝術書籍上，把自己喜愛的大師作品，臨摹在小本子上，不會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維也納祥和優雅、富於創造性的文化氛圍，給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她親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環境氣候下，一個花園可以如何地奼紫嫣紅、千姿百態、欣欣向榮。自己就是一個印證——弗利德就是這片花園裡孕育出來的一個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弗利德十六歲。幸運的是，她能夠避開戰火，按照正常軌跡入學，經歷了第一次正規的藝術訓練。她選擇了攝影專業。在那個年代，女孩子選擇這個專業的還非常罕見。兩年中，她師從攝影大師約翰內斯·比克曼（Johannes Ben），訓練著自己的技能和專業的藝術眼光。弗利德看到，藝術在表現著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著人的狀態，可是她已經明白，人和人生，是遠為複雜的存在。儘管攝影是藝術中最為「寫實」的一個門類，可是經過提煉、提純以及定格的場景，再普通的一瞬，還是帶著強化和濃縮的意味。她寫道，「攝影是在捕捉一個瞬間……可是，作為一個人來說，他和周圍環境的關係，他和自己的關係，卻是無法用一個短暫的時刻來表達的。」
傾向於哲學思考的習慣，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藝術氣質沒有在一開始就發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習慣，還來自於性格中和事實上的早年獨立。十六歲那年，弗利德和繼母相處不好，開始離家獨自生活，在學校邊讀書邊打工。
將近一百年前的藝術教育，已經開始了前衛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時，從做學生到自己成為教師，全程體驗和參與了這個過程。現今的一些歷史學家和學者，會把文學和藝術，看作是表層的浮華。其實，只要是大家，他呈現的表面絢麗之下，必有深不見底的思想根基。歷史學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會走向之脈絡；文學藝術在細細解剖的，卻是人們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內心。在一定程度上，後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託；前者又是後者無可離棄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歲的弗利德成為弗朗茨·齊澤克（Franz Čižek）的學生。齊澤克所注重的藝術教育改革，是要發展未經雕琢偽飾的藝術。他相信，任何一級水平的學生，哪怕是個孩子，他的繪畫的依據，都應該不僅是他的學習，還必須是循自己內心之脈動。和弗洛伊德學說合拍，他開掘學生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內心世界。在齊澤克看來，繪畫只是一種表現內心的形式。來到課堂上，他常常對弗利德和她的同學們這樣宣稱，「今天，讓我看一看你們的靈魂！」
齊澤克的藝術教學改革，給了弗利德巨大的影響。當然，弗利德自己獨立反叛、自由散漫的個性，富於創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維習慣，也非常適合於接受當時藝術哲學領域的新興探索，她的朋友回憶說，弗利德剪著短短的頭髮，天天都是那件不變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課，去劇院或是去音樂廳看演出。
戰爭在進行，時局也在變化，昔日的天堂維也納，開始擠滿了潮水般湧來的戰爭難民。基本的食品開始短缺。很難想像，就在這艱難時期，瑞士畫家約翰內斯·伊頓（Johaten），在維也納開設了他自己的藝術學校。並且，他本人也在藝術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風。隨著弗利德轉入伊頓的學校學習，她也就深入一步，從齊澤克「未經雕琢的自我認識」，進入了一個有著神秘法則的世界。在那裡，生命和藝術不可分割地糾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內心脈動」之說，只是走向理解這個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頓那裡，弗利德了解到，藝術只是字句、聲音、形式、色彩和運動之間的聯繫，藝術是以它獨特的方式，使得這個地球和諧。她發現，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很難被簡單描述。基本的骨架構成了形體，而精神在形體之中被囚禁。藝術家必須打開、拆散和研究這些形體，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組合。而精神在藝術重建中釋放。弗利德還發現，她自己是那麼適合這樣的一種氛圍，在她的藝術朋友圈子裡，在她的藝術作品之中，她自然的衝動能夠如此完美地表達出來。
那是一條與戰爭並行的線索。歐洲的政治家們，正在為巨大的利益，以「祖國需要你」的愛國名義，拖著一個個國家的青壯年，打得你死我活。這場戰爭幾乎犧牲了歐洲整整一代年輕人。而在麵包和麵粉都緊缺的維也納，在可能的任何縫隙中，音樂藝術的傳承在繼續，看似了無意義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堅持發生。這樣的情況，不僅對於年輕的弗利德，對於這個世界，都只是一個現象和事實，而不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師從伊頓的一個意外收穫，是二十一歲的弗利德被帶進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沒有一個建築或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個工藝美術學校，它是開創現代建築的四位大師之一格魯皮烏斯（Walter Gropius），在德國魏瑪創辦的。那是1919年，戰爭剛剛結束。
包豪斯的目標，按照格魯皮烏斯的說法，是「給青年建築師的一個信息」。學校開辦不久，伊頓就收到格魯皮烏斯的邀請，帶著幾個自己最得意的學生，一起加入。他還是當教師，帶去的學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學生，在他們中間，就有弗利德。
具體地說，包豪斯是要打破美術和手工藝之間的藩籬，也要把建築和手工藝結合在一起。它既要學生有抽象思維和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又強調學生有實現的能力，甚至有動手製作各類產品的能力。它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藝術眼光的設計師，成為隨之而來的現代建築、手工藝設計和工業設計的中堅力量。
幾年以後，在格魯皮烏斯對弗利德的評價中寫道：「從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學習，她以其罕見的、非凡的藝術天賦，表現傑出。她的作品始終是引人矚目的。她的天賦中多方面的特質，結合難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為最好的學生之一。還在第一年，她就已經開始擔任教師，指導新生。作為包豪斯的創辦人和前院長，我以極大的興趣在注視迪克小姐成功的過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魚得水。在魏瑪，包豪斯的老師和學生組成像藝術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這是藝術家們非常經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愛音樂和戲劇。包豪斯有著整套整套的藝術節活動。弗利德積极參与設計海報和演出。但她還是把主要的精力扎進學習和創作。她喜歡這裡的新型課程，它們支撐著她內心的演進，也支撐著實踐和藝術之間的連接。她充分利用學校的條件，甚至學習使用印刷機、金屬加工機械，以及能夠控制的快速編織機等等。她和同學安妮一起製作的書籍裝訂機，作為學校的成就，還被記載在今天的《包豪斯歷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對許多學生來說，包豪斯風格又會成為一種負擔。就是伊頓的教學，也會成為一種難以超越的影響。後來的人評價說，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見的，能夠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從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認識自己、確立自己藝術個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這一段時間裡，年輕的弗利德，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