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國、義大利形成所謂軸心國，從事擴張和侵略，釀成了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在亞洲，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歷史，成為許多國家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幾十年來成為亞洲國家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
我有個好朋友長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國出生和長大，自然地會站在祖國的立場上，特別關心日本政治中的相關動態。
例如，日本在戰後由美國人幫助制定的憲法中，規定了日本不得擁有軍隊，更不得派兵出國。可是，戰爭過去已經將近六十年。和德國一樣，日本躍躍欲試，試圖向世界證明，他們已經可以回到國際社會，實行「國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軍隊，一樣派兵參與國際維和之類的軍事行動。作為一個國家，出門不再矮一頭。
一個國家曾經走上造成世界災難的錯誤道路，並不意味著它就千秋萬代不得翻身，它當然可能改變，改變之後也應該被接受，這是常識。德國就已經基本走出「二戰」陰影，在政治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不僅德國軍隊參加了國際維和行動，而且，已經有德國士兵犧牲在維護和平的戰場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勢力在民間和政界都很活躍，總使得它的周邊國家對它無法放心。同樣一個「國家正常化」，在德國已經過關，在日本，卻每當小有舉措，都要引發日本國內外的重大質疑。我的這位朋友，就是質疑者中的一個。在她看來，受日本戰爭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經淪為政治動物，雖日薄西山，卻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他們在政壇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她對這些右翼充滿警惕。
我們在聊著這些話題。我於是問：你生活在那裡，根據你的經驗你是否覺得，假如今天日本修憲成功，明天日本軍隊很容易就會衝出去侵略呢？她卻毫不遲疑就回答：那當然不會。為什麼呢？我追問。今天的日本年輕人對政治沒興趣，不會積極去政壇表達自己。可是他們也不再是六十年前軍國主義教育下的戰爭機器人。他們怎麼可能被你一叫就去當「皇軍」。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個國家，就跟一個人一樣。外部的影響雖然在起著作用，可是根本的改變和立住自己，還必須依靠內在的變化。在日本這樣一個有著侵略歷史的國家，普通的孩子們在某種意義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創造一個國家新的未來。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時會成為政治話題，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和日本教育廳決定在學校增設「愛國教育」課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開車去商店採購。到了商店門口，我轉進泊車位，卻沒有照例在給車熄火的同時關掉收音機。車裡的空調早已失靈，我搖下車窗，就在美國南方八月的陽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聽完一個專題節目。這個節目恰好和我們聊的話題有點關係。在節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兩名事件主角講述著一個跨越半個地球和半個世紀的真實故事。他們一個是住在東方的日本年輕女子、一個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喚一個永遠年輕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東歐的一個小女孩——漢娜·布蘭迪。
漢娜的故事是從一隻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麼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著是一行並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誌，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盈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了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雖然它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也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可是這個組織認為，這樣的教育對日本孩子是重要的，這能使他們學會種族寬容，在心裡栽下和平的種子。就在1998年，一個清秀的年輕女子石崗史子（Fumiko Ishioka）開始負責這個博物館。
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幾乎不用問就能猜到，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裡，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館長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幾個月後的2000年年初，還是隆冬季節，史子真的收到一隻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個納粹在奧斯威辛用於屠殺的毒氣罐，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裡的東西：有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隻手提箱。
這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寫著「625」的編號、漢娜·布蘭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唯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館是等參觀者上門的。史子卻還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通訊，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堅力量」。
現在，「小翅膀」們正圍著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隻手提箱的主人漢娜是誰？根據漢娜的生日和戰爭結束的日子推測，她提著這個手提箱走進集中營的時候，應該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那麼，後來呢？漢娜活下來了沒有？
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了解漢娜的情況。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簡訊，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唯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十九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著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
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里，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炭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