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八年前，我們和弗蘭西斯修士成為朋友以後，就漸漸了解了一個我們從未有機會涉足過的神秘領域——修道院。我們接觸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嚴謹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稱苦修派。
在美國，即使對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對天主教有成見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會肅然起敬。大家別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們從十七世紀建立這個修行制度開始，修士除了與上帝對話，是終生不說話的。面對這樣的苦修決心，確實不服不行。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解除了這個禁令之後，他們在自己的修院內部生活中，還是基本靜默的。在弗蘭西斯生活的聖靈修道院，現在還設有一個靜默區，在這個區域內，還是完全禁止開口的。
這還不算，他們還有各種嚴格的約束。他們身無分文，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凌晨三點左右就起床，去他們院內的教堂早禱，天天如此。他們依據規則，必須辛勤勞作，自給自足。所以，除了禱告，他們都在幹活，周末沒有休息，永遠沒有退休。年邁的修士只要還能起床，他們就會慢慢地起來，禱告和工作。他們做麵包，做果醬，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然後簡單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沒有棺木，只有一襲白布裹身，默默歸於塵土。
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一次弗蘭西斯修士，有時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識。我們曾經以為，弗蘭西斯終會在某一天，開始對我們作宗教勸說。後來才知道，這一幕永遠不會發生。他們的規則之一就是，不主動傳教。他們也不參與民眾的宗教禮儀，比如主持婚禮和葬禮等等。我們最終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質上與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永遠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為生命的聖徒的生存方式。為此，我們很珍惜這樣一份難得的相遇。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更深一步地走進特拉普派修院的歷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個聖靈修道院的巨大銀杏樹灑滿了秋日金黃的星期天。我們和弗蘭西斯在修士們自己圍築的人工湖邊聊天。湖上飄蕩著一群群被修士們「慣壞了」的野雁野鴨。在聊到中國近代歷史和西方宗教的影響時，我漫不經心地說，「中國那時大概就差沒有過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蘭西斯平靜地回答，「中國有過特拉普派修院的。這樣吧，我到修院圖書館去拿一本書給你們看」。我們頓時對這本書充滿好奇。
我跟著弗蘭西斯去圖書館，那是在一個閣樓上。估計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間，滿滿當當的都是書架。陽光從屋頂的天窗穿過，暖暖地投射在一個年輕的修士身上。他靜靜地坐在一個計算機旁，正利用互聯網給圖書編目。看到我們進來，他抬起頭，微笑著打個招呼，就又低頭工作了。趁著弗蘭西斯在找書的時候，我匆匆瀏覽了一下藏書。他們的藏書涉及範圍很廣，除了宗教方面的書籍，整套的大百科全書，還涉及天文、地理、歷史、藝術、計算機技術。此外，還有大量小說。
弗蘭西斯拍拍我的肩頭，手裡拿著一本落著塵土的舊書，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紀念冊。紅色的封面上有一張黑白照片，那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建築群。封閉的院落、教堂的尖頂，真是太熟悉了。沒錯，那是一個修道院。
真的，在中國，有過一個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卻要回溯到法國大革命。
在法國修道院厚重的石牆後面，遠離世俗地祈禱和勞作修行一個半世紀以後，特拉普派的修士們，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巨大衝擊。革命容不得僧侶，也不打算對修道院問個青紅皂白。沉默無語遠絕塵世的特拉普派因此無法倖免。修院被毀，修士被追殺。往日只飄蕩著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凈修院，只剩斷壁殘垣，血跡斑斑。特拉普派幾乎被滅絕。僥倖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開始新一程的苦修。他們無法改變，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經過近一百年的休養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擴展，一個個教友加入他們的沉默行列。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能夠容下他們生存的地方建院，他們開始星散。寬容的北美也因此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註定他們的發展是緩慢的，在十九世紀末，全世界還是只有五十三個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個新建的，在中國的太行山深處。
機會最初出現在1870年，羅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萊普來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將調任中國的教職。這是一位充滿宗教熱忱的主教。他一直夢想在中國也建立一個修道院，卻苦於沒有經費。正巧，在他離開羅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亞，一位相當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卻正準備捨棄一切，進入在布魯塞爾附近的一所修院當修女。這所修院屬於加爾默羅會，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個分支。共同的宗教熱忱使他們一拍即合。索菲亞當場承諾捐出六萬法郎，作為一個中國修道院的籌建基金。
德萊普來斯主教的這個想法是有他的考慮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於傳教士。傳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區，修士們則遠離人煙。尤其在經曆法國大革命以後，修道院選址的第一標準是和平安寧之地。當時的中國已經經歷了三百年穩定的清王朝統治，有的是人跡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遠避開戰亂的安靜所在。
最初他們商議的修院，是和索菲亞入修的那個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爾默羅會的。他們甚至已經打算派出幾個先行者。可是，帶隊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計畫只能取消。經過考慮，這些捐款轉交給了歐洲的特拉普派，讓他們有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修道院。恰在此時，中國太行山區有一個楊姓家族，向教會捐出了一大塊土地。於是，未來修院的所在地就這麼偶然確定，落在一個叫做楊家坪的地方。捐出的這塊土地確實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遠不是什麼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溝里的亂石灘。
經過一番準備，擔負著創院重任的索諾修士，從歐洲來到現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出發，去楊家坪。隨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歐洲修士，其餘的同行者是嚮導等人。沒有公路，他們扎進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腸小道上艱難攀緣了三天，才到達這塊未經人們觸動的處女地。這裡是一片荒野，滿地大石塊，虎豹狼熊狐，一應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後，才有另外三個來自法國的修士到達。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開始了在中國建立第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們稱它為「神慰」。
每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發展都是在另一個「母修院」的基礎上「分產」出來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達到一定數量，他們就會派出幾個修士，在原來修院的財力和精神支持下，選擇一個遙遠的荒原，從零開始，「分產」出另一個修院社群來。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就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從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來的。所以，他們都習慣於開創期的艱辛。記得弗蘭西斯告訴我們，他們的開創者來喬治亞州的時候，面對一片荒原，無從下手。遵照教規，他們最終必須達到自給自足的生存。於是，他們就給當時的喬治亞州農業部寫信諮詢。修士們寄去了聖靈修院的土壤樣品，希望農業部給他們一些建議：這土壤適宜於什麼樣的農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燒磚。
然而，楊家坪對於習慣艱苦創業的特拉普派修士來說，還是格外艱巨。他們在法國也有一個母修院，可是，他們不僅遠離法國的母修院，還遠離著自己的文化根源。儘管逐步有中國的天主教徒加入這個苦修教派的社群，參與開創，可是，對這樣一個亂石灘來說，人手總是不夠。第一任索諾院長，也是第一個踏上楊家坪的修士，他度過的正是最艱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擔任院長，可以回法國了。可是，他堅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時默默去世，第一個躺在楊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時候很安詳。他看到，當年的亂石灘經過這十年，已經收拾出一小塊齊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頂中國北方民居式樣的大四合院已經乾乾淨淨地圍了起來。院旁還開墾出一片豐產的菜園。當年那個由五名歐洲修士初創的修行社群，已經是一個擁有七十二名成員的大家庭，大多數為中國修士。這裡嚴格實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規。他們依然是靜默，虔誠，勞作，遠離塵世。在索諾修士離世時，他辛勤參與開創的第一個中國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經初具規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聖本篤規則」，其實在試圖制度化地尋求滿足人在精神、心智和體力之間平衡的方式。進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誠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問題。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門艱深學問，涉及哲學、倫理等等人類的本源和終極課題，充滿了窮其一生而不能解決的疑問。修院都有龐大的圖書館，涉獵的範圍很廣。這些研究課題和研究條件，都足以滿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時，為自給自足而設置的勞動，也在平衡人的體力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