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的一次演講。她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時間過得真快。龍應台是我喜歡的作家，陸陸續續地買過一堆她的書。後來就見報紙上轟轟烈烈地報道她出任文化局長的消息。之後，報上的風浪漸漸歸於平靜。作為讀者，她好像就從視線中遠去了。現在，重新見到一個作為作家的龍應台，當面聽到她講述自己的當官經歷，才注意到她的這次身份轉換，其實有整整三年半時間。的確，比我感覺的要長久得多。我原來以己度人，料想她不過是「玩票」，「玩」個一年半載也就走人了。沒有想到，她是個遠為認真的人，走的時候心裡還有很多遺憾。她說得實在：其實許多事情還剛開了頭，卻沒有做完。
龍應台講到自己當初走進了一個悖論。她給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在體制外持獨立批判立場的人。而她作為著名知識分子，卻走進體制「當官」了。她對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進去的一刻，她就必須暫時放棄了自己「知識分子」的立場，在這個時間段里成為一個完全的「官員」。雖然她也講到，自己其實對於官僚體系是如何陌生，對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難是多麼估計不足。但是，她就是這樣徹底地走進去了——一去三年半。
龍應台文人參政的經驗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她雖然在進入官場的同時，就暫時放棄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場，但是她卻依然是帶著文人的理想和觀照、帶著她文人的觀察力和思考習慣，進入這個操作構架的。而這個操作構架，又是一個沒有嘗試過的實踐。一方面，她在盡自己的力量，一磚一瓦地搭建著她熱愛的家鄉文化事業，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著這個制度的運作。
在一種制度還沒有實行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會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們會無暇去探討這個制度具體運作的艱難和困惑，尤其是這樣從外來文化移植而來的制度；我們會覺得這一切困難都還是遙遠的事情，甚至覺得如此細究是敗自己興頭。但是這種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簡單化，使得人們期望過高，在真的面對制度運作的複雜性時手足無措，甚至因過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夠有一個目光敏銳的作家，先深入一個制度的運作中心，又出來談談自己的感想，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那麼，龍應台看到了什麼？她最大的體會是：台灣從原來的專制制度中獲得解脫後，原有的歷史文化慣性會依然禁錮人們的心靈，使達到目的成為一個艱難的漫漫長途。
我自己是深受觸動的。不僅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文化根基，還因為我們都經歷過幾乎從純文化討論向著制度建設討論的轉化。我們和一些朋友們曾經有感於國人的討論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卻很少有人顧及制度層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試著介紹制度的發源地在制度層面的建設和思考。在最後觸及到了制度漸進的根源時，才又反過來看到，這種制度思維的產生，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在這個異質的文化中，表面上時時能夠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對自身的自諷自嘲，而不是對他人的苛求；這種文化性格來源自一種深層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和與之如影隨形的對他人的尊重，以及成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產生和較為順利地維護了這樣一種寬容的、讓和自己不一樣的少數人也有生存空間的制度。而今天，龍應台正是在一個和我們類同的文化中，以具體操作的切身體會，在對其進行印證。
龍應台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後不久，就遇到一個台北市「議員」的長輩去世。她驚詫地發現，在台灣遇到這樣的情況，市長必須帶著手下的三十來個行政長官，也包括她龍應台這樣的文化局長，去「議員」家集體弔唁鞠躬。對於長期生活在海外的龍應台，這當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緣由，竟也是出於「民主制度」。因為三權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麼提案，去完成一件實事，就必須得到議會的通過，才能夠立法成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執行權。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議會的否決和作梗。所以，「順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討好議員的事情。在台灣，傳統文化的禮儀保存得尚屬完好。婚喪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會賢達前來致禮實乃人之常情。這既表現了非常正面的、維持社會常識常情的一面，又由於其畸變的含義，成為制度運作中一個病態奇觀。
正由於龍應台曾經是一個作家，她雖因進入體制而暫時放棄了批評的筆，卻沒有丟棄一個作家的靈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燒，卻是在自己心裡。所以，在別的官員覺得無可選擇的時候，她卻停下來，覺得這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龍應台今天還是一個居於遙遠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揮筆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時不僅是站在體制內、還同時站在父老鄉親們的土地上。她要面對的不僅是含糊其辭表達的陋習，還有重重綿綿、無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並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斷那麼容易的事情。
結果呢，龍應台還是緣於作家的理念，選擇了不去。她說，她選擇不去，就堅持到底，以後不論是哪個「議員」的類似場合，她都不去。那麼再下面的結果呢？龍應台說，她覺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壓力。例如，「議員」曾經特地調閱了龍應台全部電話的通話號碼記錄，以查詢她是否「以權謀私」。卻不僅沒有查出問題，還發現龍應台在到任一開始，就交出幾個電話號碼，關照秘書，這是她的親友，凡是打往這幾個號碼的電話，都由她私人付費。也就是說，龍應台覺得，她堅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須更廉潔、更經得起代表民眾的立法分支的監督。
聽到這裡，我也想到，市議員調查龍應台的電話記錄，可以說那是龍應台拒絕順應市行政官員們討好議員的舊習，因而招來苛求；但也可以說，那是議員在正常行使監督權。只要事情是在他們的正常職責範圍，你往往無法責難他們的動機。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員們僅僅是不願意承受對個人廉潔要求的額外壓力，還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說不出道不明」的刁難？正如龍應台那天講到，為了舉辦「台灣國際詩歌節」，她必須走訪一個又一個市「議員」的辦公室，一遍遍地向他們說明她的構想的理由，甚至可能還要向一些「議員」說明「什麼是詩歌」，「什麼是詩歌節」，「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舉辦詩歌節」，因為，沒有議會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辦不成。
所以，那天聽著演講，我其實很想問一個問題：由於議員對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個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這個幅度之內，縱有新聞監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於私心卻冠冕堂皇的阻撓。那麼，假如你知道，在當時當地的議員水平下，你特立獨行的後果，不僅是個人要承擔壓力，而且是你建設城市文化構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說，你支付的將是損害公眾利益的代價。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還會堅持你的「不隨俗」嗎？你還有這個信心，相信自己不隨俗是道德上正確的嗎？
我知道，這是一個幾乎兩難的問題。在民主社會，這樣的難題卻也是經常出現的。這其實是「民主制度」經常在支付的代價。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為監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損效率。那麼，假如一個社會的國民和精英是素質低下的，假如一個社會是缺乏敬業精神和嚴謹的職業道德傳統的，假如一個社會是習慣於明爭暗鬥而缺少寬容共存、攜手共進的風尚的，假如一個社會的民眾是不習慣謙卑自省、也從無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還要艱難得多。因為制度的演進，是和人的演進同步的，制度只是這塊土壤自然長成的樹木。而在一塊正試著要移栽他方樹木的土地上，還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這種改良，要從孩子們讀的童話書做起，從每一個人自己做起。否則，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樹難矣。
那麼，曾經在操作困境中掙扎過來的龍應台，是否就對信念發生動搖了呢？她的一席話讓我深為感動。龍應台說，人們經常批評和嘲笑台灣的「議會」里出現的打架、拉頭髮、丟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灣的報紙上隔三差五地就會出現這樣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諜伏法」。她曾親歷台灣的專制歲月，看到自己的朋友無端失蹤，再過二十年出來，卻已經精神失常。因此她認為，無論怎樣打架，都比暴政要強。
龍應台還談到，她從一個作家，突然變成一個文化長官。手裡的「權」常常是以「錢」的形式出現的。捏著手裡的錢，看到一個賣菜的老太太，她都會想，我手裡的錢還有這位老太太的一份稅金。假如我不認真考察就建立項目，假如我建立的項目是錯的，那麼，我決定蓋的音樂廳，就可能只是在那裡養蚊子，又如何對得起民眾交到自己手裡的辛苦錢。除了對於錢的謹慎，龍應台也在試著建立一些制度，讓企業捐款者和文化項目之間產生契約關係，儘可能使得她曾經介入的地方文化事業，能逐步脫離個人的人情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