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看到李想和孫中山都沉默了，不由想起李想那句已經傳唱上海灘家喻戶曉的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那肯放過乘勝追擊的機會，不禁欣然笑道：「其實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世凱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於漢族總統。而且外國輿論主張舉袁世凱為總統，舉袁世凱可以杜外人干涉。又有舉袁世凱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
孫中山深深看著趙鳳昌，露出思索的表情。
李想心叫不好，孫中山顯然對推「袁」還在考慮階段，對於國內局勢不太了解，對於歷史會是怎樣的走向更是不知道，很容易受到趙鳳昌的蠱惑，若孫中山給讓位給袁世凱，誰來號召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嗎？他還真沒有這樣的號召力。
李想忍不住瞪著趙鳳昌道：「袁世凱有操莽之遺風，他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
趙鳳昌冷笑道：「袁世凱就算是二皇帝，是活曹操，但只要他肯推翻滿廷，他為什麼就不可以做大總統？」
李想怎會對他客氣，瞪著他微笑道：「推翻滿廷，革命就算成功了？驅除韃擄，中華就能恢複了？」
趙鳳昌顯是曾對這問題下過一番研究，嘲弄道：「今日中國落後不是滿廷一手造成的？反滿難道不是同盟會的革命方針？」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當時革命黨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應該說，這既有歷史的亦有現實的根源；既有認識問題，也有力量對比問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麼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一口號，實質上包含著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和種族歧視內容的戰鬥口號。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對推動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個口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把所包含的內容明確地表達出來。
李想絕非理論家，革命所包含的內容更加無法明確地表達出來，不過這時勢成騎虎，只能硬撐下去道：「中國的革命是既要進行反對本國封建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對外部的帝國主義侵略以維護民族獨立的民族革命。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封建專制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藉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專制的深淵無法自拔。今天我們的革命推翻了滿廷這箇舊的封建專制，但是又推出袁世凱這個新的封建專制，這根本就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專制的性質嘛，還談什麼共和？為了這場革命，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我們同志流了那麼多的血，做出那麼多的犧牲，又算個什麼？」
李想這番不算高明的理論，在二十一世紀可說人盡皆知，但對這時代的人來說，卻是非常新穎震撼，使得孫中山、胡漢民等同盟會黨人立時對他刮目相看。
孫中山和胡漢民都在心裡做著反思：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叄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義後，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武昌起義後，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布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
趙鳳昌顯然未想過這問題，一時語塞。
汪精衛雖是同盟會人物，但一來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這時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孫中山估計上任大總統之後立刻撕毀和議，舉旗北伐。他說道：「在兄弟看來，儘管袁世凱有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的反動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將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總不能向他們解釋袁世凱後來逼走唐紹儀，暗殺宋教仁，解散國會，最後宣告稱帝……像汪精衛這樣不少革命黨人雖已看出了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就是他們把共和制度看得太理想了。
從南京派來歡迎孫中山的安徽代表王竹懷是個秀才，在李想發獃的時候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插話的機會，立刻說道：「當日亦頗惑於共和二字，以為共和之國，國即政府，政府即國民，絕無相衝突之虞。故對於選黎元洪為都督也，視黎元洪雖無用，然鄂軍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國民所公有，監督之，扶持之，雖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鎮，於是亦隨眾人附和而贊同之。及後對於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也，雖知袁氏之為人反覆，然亦自解慰曰：如許頭顱生命購來之共和，終不致任袁氏破壞之。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致為袁氏所把持，於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狀，日不絕書於報紙。驚武昌之殺氣，嘆燕京之妖氛，設使當日有見及此者，竊知我國民雖肝腦塗地，亦不願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結，貽後無窮之禍也。」
安徽代表王竹懷秀才的這一段話很生動地表現出許多革命黨人對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毛主席就說過，這是幼稚病，得治！
趙鳳昌算是緩過神，笑道：「今日吾國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佔其多數，中心之惴惴莫釋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慮。」接著向李想冷哼道：「李帥以為呢？」
促使革命黨人形成借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則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領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能夠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早在同盟會成立後的《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布承認清朝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償款外債照舊承認」，「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武昌起義後，各省軍政府嚴格執行了《對外宣言》中所規定的各項承諾。
李想想到這裡，變得更加沉默。眾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均以為他詞窮，趙鳳昌和汪精衛更是露出輕蔑之色。
李想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辯家，也不是理論家。
廣西馬君武不屑地看了李想一眼，道：「克強也常說：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他又說道：「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複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他們害怕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這種害怕列強幹涉的心理，不僅在一般的革命黨人中存在著，即使革命的領袖也同樣存在著。
當然，是袁世凱而不是其他的漢族大官僚為革命黨人所擁戴，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袁為「中外所重」。黃興在給袁世凱和汪精衛信中所說的「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