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把最後一段又讀了一遍。雖說我並不滿意，但這反而更像是出自奧斯卡筆下的文字。為了寫得簡明扼要，他的筆有時根據有意寫得簡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誇張，如果不是撒謊的話。
不過，我想堅持真實性，給奧斯卡的筆來一個出其不意，因此還要在這裡補充兩點。其一，揚最後那一盤牌，也就是他非常遺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會贏的那一盤，不是無主，而是缺兩張王牌的方塊。其二，奧斯卡在離開信件存放室時，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還拿了那面破裂的舊鼓。它是同那個沒了背帶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從籃子里傾倒出來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當時，民軍一個勁地喊：「出來！」用手電筒照著，拿衝鋒槍逼著，我和揚只好從信件存放室走出來。我們剛出門，奧斯卡便站到兩名民軍中間尋求保護。他覺得這兩個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腸很好，便假裝悲泣，一邊指著揚，他的父親，打著手勢控訴，把這個可憐人比劃成一個兇惡的人，就是他，把一個無辜的孩子拖進波蘭郵局，用波蘭人那種不人道的做法，把這個孩子當做防彈的盾牌。
奧斯卡指望扮演猶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願以償。民軍踢揚的腰背，用槍托杵他，卻讓我拿著兩面鼓。一個中年民軍，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擔憂操心而留下的皺紋，他撫摩我的臉。另一個談金色頭髮的小夥子，他一直笑得眯縫了眼睛，因此別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顏色。他把我抱了起來，弄得我既難受又尷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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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處寫奧斯卡同童話里的大拇指一樣常同敵人合夥，甚至扮演出賣耶穌的猶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時為這種不體面的姿態感到羞愧，因此我總是說：揚當時不曾察覺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後來也是如此，不論民軍想出什麼招數，取笑也罷，殘酷對待也罷，都不能把他從施卡特牌上引開。當揚已經進入紙牌房屋的永恆王國，並幸福地居住在這樣一所空中樓閣中時，我們，民軍和我——因為奧斯卡是屬於民軍之列的——則站在磚牆間，站在門廊的石板地上，在鑲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與外牆及隔牆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裡所發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弔膽，因為所有這些我們稱之為建築的拼湊物，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是會失去它們的聚合力的。
當然，以上這種看法是日後才有的，它並不能開脫我的罪過。這尤其是因為，把紙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這一信念，當時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今天，我一見到腳手架就會聯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揚的親戚而受到牽連。那天下午，我堅信揚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親，而且是我真正的父親。這使揚一躍而居於領先地位，並永遠同馬策拉特區別開來，因為馬策拉特要麼是我的父親，要麼什麼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讀者在那個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認那個不幸的、玩紙牌的揚·布朗斯基是我的父親——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樁大罪過。
儘管我抱憾終身，但我不能否認，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奧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憐的媽媽，之後又將揚·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親送進了墳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裡，一種罪責感在我心中糾纏不休，怎麼也驅不走。它毫不客氣地逼得我把頭埋在醫院病床的枕頭裡，於是，我也就像每個人一樣，原諒了自己矇昧無知。那時節，矇昧無知是一種時髦，直到今天，它還像一頂時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頭上。奧斯卡，狡猾的無知者，波蘭人的暴行的無辜犧牲品，發高燒，神經發炎，被送進了市立醫院。他們通知了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報告我丟失了，雖說我是不是他的私產還始終沒有定論哩。
那三十個人，外加揚·布朗斯基，舉著雙臂，兩手抱著後脖子，在拍完新聞片之後，先被帶到撤空了的維克托里亞學校，隨後關進席斯施坦格監獄，末了，在十月初，把他們移交給廢棄了的薩斯佩舊墳場圍牆後面鬆軟的沙土。
奧斯卡是從哪裡知道的呢？我從舒格爾·萊奧那兒得悉的。官方自然不會公布在哪兒的沙土地上，在哪兒的牆下，槍斃了這三十一個男人，又如何把他們埋在怎樣的沙土地里。
黑德維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環行路的寓所，讓給一個級別較高的空軍軍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幫助下收拾箱籠什物，準備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裡有幾公頃土地和森林，佃戶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這當口，當局又給這位寡婦寄來一紙公文。她的眼睛雖然反映出了這個世界的痛苦，但卻不能理解這種痛苦。她在兒子斯特凡的幫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紙上黑字的含義。
通知如下：
軍事法庭辦公室，埃貝哈特·St·L·小組41／39
黑德維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揚，因參加游擊隊活動，被軍事法庭判
處死刑，並已被處決，特此通知。
軍法總監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於索波特
讀者自會看到，通知中對薩斯佩隻字未提。他們體恤家屬，免去他們修墳墓的費用。那是一座合葬墳，墓穴極大，需要扔下無數鮮花。安葬費，也許連運輸費，都由當局自己包了。他們填平了薩斯佩的沙土地，揀走了子彈殼——只有一顆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為遍地子彈殼會破壞一所體面的公墓的外觀，雖說這座公墓早已廢棄了。
但是，這一顆始終留在那裡並與我們大有關係的子彈殼，卻被舒格爾·萊奧找到了。不論什麼葬禮，縱使嚴加保密，都瞞不過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憐的媽媽，安葬我那位滿身傷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時認識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們把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埋在哪裡，可是我從未向他打聽過。十一月底，人家剛把我從醫院裡放出來，他遇見了我。由於能夠把這顆泄露天機的子彈殼交給我，他感到非常高興，幾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著那顆子彈殼（它的鉛子兒也許就是揚挨上的），跟隨著舒格爾·萊奧，並引領您，讀者諸君，去薩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請諸君將但澤市立醫院兒科病房的金屬床同此地療養與護理院的金屬床作一番比較。這兩張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區別。若用摺尺去量的話，兒科病房的床比較短，床欄杆卻比較高。雖說我寧願睡一九三九年那種短而高的籠子，但是，我在今天這張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達到了清靜無為的境地。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要求換一張欄杆更高而照舊是白瓷漆的金屬床，但是同意與否，我則聽憑療養院領導去決定。
今天，我與來訪者之間幾乎無屏障可言。可是，當年在兒科病房時，每逢探望日，那高聳的柵欄便將我同來訪者馬策拉特，同來訪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婦隔離開來。到我快出院時，我的床欄杆還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爾雅切克命名的、活動的、四條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塊。她來了，焦慮，嘆息，呼吸困難，時而舉起她那雙多皺紋的大手，展開粉紅色的皸裂的手掌，隨後又膽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聲打在自己的大腿上。這一聲響今天猶在我耳邊迴響，不過，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個大概來。
她初次來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帶來了。文岑特抓住床欄杆，無休止地或講或唱或邊唱邊講波蘭女王，童貞女馬利亞，聲音雖小，卻咄咄逼人。奧斯卡真希望有名護士留在這兩位老人身邊。因為他們兩個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著我，不顧我正苦於在波蘭郵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頭痛和發燒，期待我作出表示，說出一句使他們寬慰的話，告訴他們，揚在最後幾個小時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並且膽怯害怕。他們要我作證，說明揚是無罪的，似乎我能夠洗清揚的罪，似乎我的證詞會有什麼分量和說服力。
如果我給埃貝哈特小組的軍事法庭打這樣一份報告的話，該怎麼寫呢？我，奧斯卡·馬策拉特承認，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過回家途中的揚·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誘到那個波蘭郵局裡去，揚·布朗斯基本來已經離開了那個郵局，因為他不想守衛它。
奧斯卡沒有寫這樣的證詞來為他假想的父親開脫罪責。當他決心把當時的經過情形告訴這兩位老人時，他就開始痙攣，弄得護士長只好縮短探望時間，並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來醫院。
這兩位老人——他們從比紹步行到這裡，還給我帶來了蘋果——離開了兒科病房。他們真是鄉下佬，走起路來小心翼翼，手足無措。外祖母飄蕩著的四條裙子和她哥哥散發著牛糞味的星期日服裝越去越遠，我的罪責，我的極大的罪責，越來越大。
這麼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時發生了。當馬策拉特、格雷夫夫婦和舍夫勒夫婦捧著水果和點心擁到我的床前時，當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於從卡特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