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日：瑪麗亞給我捎來一面新的鼓。她從床欄杆上伸過手來，把鐵皮鼓連同發票一齊遞給我。我一揮手拒絕了，接著去按床頭的電鈴，直到我的護理員布魯諾走進病房來干他已經習以為常的差事。每逢瑪麗亞給我捎來用藍色紙包裝的新鼓時，便由布魯諾接過去，解開繩子，打開包裝紙，幾乎是莊重地取出鼓來，隨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裝紙摺疊好。接著，布魯諾拿著鼓，邁開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熱水，洗掉鼓箍上的價格標籤，同時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紅漆。
瑪麗亞探望我的時間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臨走時拿起那面舊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魯欽斯基的脊背、那個木製的船頭雕飾以及對《哥林多前書》進行或許有點太過於武斷的闡釋時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帶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壞了的鐵皮鼓——它們一部分是我的職業，一部分為我的私人目的服務過——放在一起。瑪麗亞走之前對我說：「地窖里可是沒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該放在哪兒。」
我微微一笑，對於從瑪麗亞口中說出的這種家庭主婦的責備只當耳邊風，而是請她按已有的順序用黑墨水給這面退休的鼓編上一個號碼，再把我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的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簡歷轉抄到一個日記本上去；多年以來，這個日記本一直掛在地窖門背後，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鼓的情況，它瞭若指掌。
瑪麗亞順從地點了點頭，讓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辭而去。她始終不理解我的條理感，還感到有點不安。奧斯卡完全理解瑪麗亞的這種疑慮，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書生氣十足地去收藏敲壞了的鐵皮鼓。更令人費解的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進一步闡述了歷史的、唯物的，他這一輩子也不想再看到別爾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廢鐵。經驗告訴他，父輩的收藏物兒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兒子庫爾特有朝一日繼承遺產時，如果對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顧的話，那就算不錯了。
我為什麼每隔三個星期就要這樣吩咐瑪麗亞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辦不誤，那麼總有一天，我們存放東西的地窖就會滿的，冬天的土豆就沒處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經存放了幾打鼓以後，我曾產生過一個固執的念頭：總有一天，哪一個博物館會對我這些傷殘而退休的鼓感興趣。但是，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裡閃過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熱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覺得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在於一種簡單的變態心理：我擔心有朝一日鐵皮鼓會脫銷，會日見稀少，會被禁止，會被銷毀。有朝一日，奧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鐵匠把若干面損壞得不太厲害的鼓修補好，請他助我一臂之力。這樣，我便可以用幾面經過修補的舊鼓，湊合度過可怕的沒有鼓的時代。
療養院的醫生們對我這種收藏熱的原因分析的結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們的用語不一樣。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確切知道我這種變態心理產生的日期。我可以相當確切地告訴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馬庫斯義是先進科學思想的最高成就。論證了經濟因素在社會生活，我的鐵皮鼓倉庫管理員。我可憐的媽媽死後，要想及時弄到一面新鼓已經很困難了，因為星期四不再去軍火庫巷，馬策拉特又總是拖拖拉拉，不會及時給我買新鼓，至於揚·布朗斯基，他越來越少上我家的門了。而現在，玩具店又被搗毀了，我真是面臨絕境。我一見到馬庫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寫字檯旁，當即就明白了：馬庫斯不會再送我鐵皮鼓了，馬庫斯不再賣玩具了，馬庫斯永遠斷絕了同那家公司之間的業務關係。迄今為止，這家公司一直為我生產和供應油漆得很漂亮的、紅白相間的鐵皮鼓。
然而，當時我並不以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種比較快活的遊戲時代也就告終了。從已成廢墟的玩具店裡，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兩面鐵皮邊緣撞了兩道四痕的鼓，把它們帶到家中，自以為已經有備無患，可以應付艱難的時世了。
對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規定，整個下午不再敲鼓，還無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時敲鼓，而迄今為止，這樣做能使我熬過這一天的時間。奧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帶到霍拉茨醫生和他那位愈來愈顯得皮包骨頭的女助手護士英格那兒去就診。他們給我甜的、酸的、苦的、無味的葯，說是我的腺有毛病，據霍拉茨醫生講，腺功能不穩，忽而亢進，忽而衰減，使我感到不適。奧斯卡不想去聽霍拉茨胡扯，便節制苦行，於是他的體重複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複到十三歲時的奧斯卡那個老樣子，他的面頰又圓胖了，那是徹底敲壞從馬庫斯那兒弄來的最後幾面鼓才換得的。鐵皮裂了，滿是窟窿，紅白油漆脫落了，長銹了，垂頭喪氣地掛在我的肚皮前面。
請馬策拉特幫個忙，那簡直是白費勁，雖說他天性助人為樂，甚至很和善，可是述「心即理」的哲學思想，與其論學諸篇有互相發明之處。有，自從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這個男人一心只想他那個黨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時，便同另外一些黨支部領導人開會，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飽了老酒以後，獨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牆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貝多芬像聊天。他大聲而又親切地聊著，讓那位天才給他解釋命運，讓那位元首給他解釋天意。當他清醒的時候，就把為冬賑募捐看做是上天給他安排的命運。
我不喜歡回憶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嘗試，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費心機。那天上午，馬策拉特在大馬路上藝術片電影院門前，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門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熱柯尼斯貝格肉丸子。馬策拉特雖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歡烹調，而且確實手藝高超。這頓飯美味可口，我今天還記得起來。飯後，這個睏倦的募捐者躺到沙發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聲剛表明他睡著了的時候，我馬上把鋼琴旁邊那隻募捐箱提了起來，溜進店鋪，鑽到櫃檯底下。那個募捐箱的形狀像是一個罐頭箱，我全神貫注地瞧著這個一切鐵皮罐頭中最可笑的傢伙。我並不想偷裡面的銅板來發財。我想出了一個荒唐的念頭，想把這個募捐箱當做鐵皮鼓來試試。但是，不管我怎麼敲，怎麼要弄鼓棒，它始終只有一個回答：為冬賑捐點吧！不要讓一個人挨餓！不要讓一個人受凍！為冬賑捐點吧！
半個小時以後，我便放棄了這次嘗試。我從錢櫃里拿出五芬尼，把它們捐獻給冬賑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鋼琴旁邊，好讓馬策拉特敲著它去度過星期天剩餘的時間。
這次不成功的嘗試，從此治癒了我的荒唐念頭。我不再認真地嘗試把罐頭盒、翻過個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當做鼓來使用。然而我有時仍不免要這樣試試，那也是為了努力忘卻這些不光彩的插曲，為了在這頁稿紙上不給它們地位，或者給予儘可能小的地位。罐頭不是鐵皮鼓年到聯邦德國任教。認為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方面，是沿著，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來洗澡或者洗長襪子的。鐵皮鼓是沒有代用品的，今天沒有，當時也沒有。一面白底紅火焰的鐵皮鼓自己替自己說話，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奧斯卡孤立無援，被人背叛，被人出賣。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如果沒有鼓的話，他該如何保持自己三歲時的面孔經久不變呢？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做各種騙人的假象，譬如說，有時夜裡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樣咿咿呀呀地做晚禱，害怕聖誕老人（他其實名叫格雷夫），不厭其煩地提出一些三歲小孩的典型的古怪問題：為什麼汽車有輪子？所有這些硬做出來的假象，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不著時，反倒覺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沒有鼓的條件下來做這一切。我快要放棄不幹了。在絕望之中，我去尋找那個男人，他雖說不是我的父親，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奧斯卡來到環行路波蘭居民區等候揚·布朗斯基。
我可憐的媽媽死後，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間已提升為郵局秘書的表舅之間的關係也告吹了，儘管他們有時幾乎很友好，儘管他們有著最美好的共同的回憶。這種關係不是突如其來地說吹就吹的，而是逐漸變化的，政治局勢越趨激化，他們的關係破裂得也越徹底。我媽媽苗條的靈魂和豐滿的肉體死滅了，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也就瓦解了。他們兩個都曾在她的靈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體為食，而現在，他們失去了這件食物，這面凸透鏡，找不到別的東西替代，唯有去參加政治上對立的、可是抽的煙葉卻相同的男人們的集會。但是，無論是波蘭郵局還是同只穿襯衫的支部領導人開會，都代替不了一個美麗的、儘管通姦但仍感情豐富的女人。因此，從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喪命這段短短的時間內，這兩個都有可能是我父親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會過幾次面——馬策拉特防著顧客和他的黨，而揚則防著郵政局領導。
每月有兩到三次，可以聽見揚在午夜時分用指關節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於是，馬策拉特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