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護著一件寶貝。我守護它經過了糟糕的、僅僅由日曆上的日子組成的漫長歲月，時而藏起來，時而取出來；在我乘著貨運列車旅行期間，我把它珍藏在胸口；當我睡覺時，奧斯卡枕著他的寶貝：一本照相簿。
這是一座露天家庭墳墓，它使一切往事變得一目了然。如果沒有它，我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這本照相簿總共一百二十頁。每一頁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貼著四張或六張照片，有時只有兩張，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細，有的對稱，有的不對稱。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氣味越大。有時我的照相簿還受風吹雨淋。一些照片脫落下來，可憐巴巴的，於是，我只得尋找安靜的時候和機會，用膠水將差一點遺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處。
在這個世界上有哪一部長篇小說或別的什麼，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種敘事詩般的寬廣度呢？我們親愛的上帝，作為勤奮的業餘愛好者，每個星期日，都居高臨下地把我們拍攝下來，也就是說，把我們縮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壞，把照片統統貼到他的照相簿上去。這位上帝也許可以引領我漫遊這本照相簿，不讓我由於饒有興味而在某一處不適當地逗留過久，也不鼓勵奧斯卡對迷宮一般曲折離奇的事情固有的偏愛；可是，我多麼希望能給這些照片提供真實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筆吧！在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制服，看到時裝與髮型的更換，看到我的媽媽越來越胖，揚越來越萎靡不振，還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認識的人，還可以猜出照片是誰拍攝的，並且看到攝影術每況愈下，從一九○○年左右的藝術攝影退化成為我們當代的實用照相。我們就以我的外祖父科爾雅切克的那座紀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護照照片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張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張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讓人加蓋公章的護照照片並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攝影術領域裡的進步已經把我們帶到哪裡去了。單是同快速攝影術有關的一切設備就已經說明了問題。在這件事上，我應該更多地責備我自己而不是責備克勒普，因為我是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義務保持照片的攝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獄也繁榮發達了，那麼，精選出來的折磨辦法之一將會是：把赤條條的靈魂同他活著時拍的照片配上鏡框一起關在一個房間里。趕緊添上一點宗教激情吧！啊，夾在快照、特寫快照和護照照片之間的人哪，閃光燈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薩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攝影房裡讓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護照的人哪！如果不帶激情的話，我會說：這樣的地獄還可以忍受，因為最糟糕的照片是夢見的，不是拍攝的，即使是拍攝的，也顯不出影來。
克勒普和我是一邊吃麵條一邊認識的，交了朋友，發展了友誼。我們住在於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裡①，我們常去拍照。我當時有幾個旅行計畫。這就是說，我當時非常傷心所採用。，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請護照。我想去羅馬、那不勒斯，至少還要去巴黎，但我當時沒有足夠的錢去作這樣一次像樣的旅行。所以，對缺少現錢，我反而很高興，因為再沒有別的事情能比在經濟桔據的情況下外出旅行更使人傷心的了。不過，我們兩個還有足夠的錢去看電影，於是，在那段時間裡，克勒普和我常進電影院，有時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國西部片，有時根據我的需要去看這樣一類影片，例如瑪麗亞·謝爾扮演女護士，痛哭流涕，博爾舍扮演主任醫師，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難的手術之後，他打開陽台門，奏貝多芬的奏鳴曲給她聽，向她表白自己的責任心。影片通常只有兩個小時，這使我們兩個大傷腦筋。有些片子我們本來想再接著看第二遍的。我們經常在散場以後又到售票處去買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們一走出放映廳，看見賣當天票的售票處前排著或長或短的隊伍，於是我們就喪失了勇氣。我們害羞得很，不僅怕見女售票員，而且怕見那些素不相識的、但卻厚著臉皮從頭到腳打量我們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長售票隊前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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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本書主人公奧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杜塞爾多夫的經歷。
就這樣，我們每看完一場電影幾乎總要到阿道夫伯爵廣場附近的一爿照相館去，讓人給我們拍攝護照用的照片。照相館的人已經認識我們了，我們一進門，他們便堆著笑臉客氣地請我們坐下；我們是顧客創化論「創造進化論」的簡稱。，所以受到尊敬。攝影房裡的顧客剛出來，一位我只知道用「可愛」二字來形容的小姐，把我們一前一後地推了進去，先把我，後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擺布端正，吩咐我們看著一個固定的點，直到見了閃光，聽到同閃光一起響的鈴聲，而我們已經連續六次被攝進了底片。
剛照完，咧開的嘴角還有點收不攏的當兒，這位小姐就把我們按到舒適的藤椅上，可愛地（唯有用「可愛」二字來形容，連衣著也可愛）請我們耐心等待五分鐘。我們心甘情願地等著。我們終於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們的護照用相片，我們是多麼好奇地想看個究竟啊！短短七分鐘之後，這位始終還是那麼可愛的、除此以外別無形容的小姐遞給我們兩個紙口袋，我們付了錢。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裡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情！我們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館了，因為沒有人願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塵土飛揚、嘈雜喧鬧的大街上看自己的護照相片，那樣勢必會成了絆腳石，妨礙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們是那爿照相館的老主顧一樣，我們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們要了啤酒、血腸①加洋蔥和黑麵包。酒菜還沒端上來，我們已經把略微有點潮濕的照片拿了出來，在木頭的圓桌面上擺了一圈。啤酒和血腸很快送來了。我們一邊吃喝，一邊端詳自己費了好大的勁才擺出來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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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血腸，用豬肉、豬油和豬血製成的香腸。
我們身上總帶著在上一回看電影那天拍攝的照片。因此，我們就有可能進行比較；而只要有機會進行比較，我們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這樣一來，興頭就上來了，或者像萊茵蘭人所說的，有了情緒。
然而，萬萬不可斷言，一個悲傷的人有可能藉助他本人的一張護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傷變得不具體；因為真正的悲傷本身就是不具體的，至少我的悲傷和克勒普的悲傷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緣由的，並且恰恰由於我們的悲傷不具體到了近乎隨意的地步，才證明它具有一種不需要任何緣由來引發的強烈程度。如果存在著某種可以接近我們的悲傷的途徑，那麼，唯有通過照片，因為在一次連拍六張的快照上，我們所看到的自己雖然並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們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動的、被中立化了的。我們兩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邊喝啤酒，大嚼血腸，增加情緒和做遊戲。我們把照片摺疊起來，用剪刀剪成碎片；為了這種用途，我們身上總帶著剪刀。我們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湊起來，使我們變成獨眼龍或三隻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讓它說話或沉默，還把下巴換成額頭。我們不僅用各自的頭像作這種剪輯，克勒普還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徵變成我的。就這樣，我們創造了新的、如我們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創造物。有時，我們互贈一幀照片。
我們——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並不包括從遊戲中產生出來的剪輯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館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給我們叫作魯迪的酒館侍者一張照片，這已經成了我們的習慣。魯迪是本來應該有十二個孩子另外還收養八個的那種類型的人，他了解我們的苦惱。他已經有了一打我們的側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當我們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張照片遞給他時，他總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還滿口稱謝。至於站酒櫃的女招待和端香煙盤的紅頭髮姑娘，奧斯卡從來不把照片送給她們，因為照片是不應該送給女人的——她們只會濫用。克勒普則不然，他心廣體胖，在女人面前總是沒完沒了，愛同她們攀談，而且愚蠢到了把心裡話統統掏給她們的地步。有一天，他背著我送給了賣香煙的姑娘一張照片，事情肯定是這樣的，因為他同這個年輕莽撞的姑娘訂了婚，後來又結了婚，因為他想把自己的那張照片要回來。
我把日後才發生的事情提前講了出來，而且關於我的照相簿的最後一頁，我的話也講得太多了。這些傻頭傻腦的快照，本來就不值得多談，要談也只是拿它們作為一種對照，用以說明照相簿第一頁上我外祖父科爾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麼偉大和無與倫比，又多麼有藝術性，直到今天還使我產生這種感覺。
他又矮又寬，站在一張精緻的小桌子旁。遺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縱火犯，而是志願消防隊員符蘭卡。所以，他沒有留小鬍子。但是，緊身的消防隊制服，胸前的營救獎章以及使小桌子變成祭壇的消防隊防護帽，差不多可以頂替縱火犯的小鬍子。他多麼嚴肅地注視著，多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