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正是年輕一輩法家學說的承繼者，也是李斯的親傳得意弟子，面對伏生這一波責難，他的反擊也是相當犀利：「博士之言實在荒唐可笑，法者，國家之權衡也，豈容胡言亂語妄加猜度。皇上明鑒，儒學之說中的民心民意其實皆不可持，不可信，百姓也不過是維護國家存在和強盛的工具。『人性本惡，君子不可信人』。世人都知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道理，既然天下之利系處於一孔，那麼治理一個國家，要的就是用法度來約束臣民，用權術來誘導臣民，用威勢來震懾臣民。國家的法令要做的就是以賞罰為手段獎勵耕戰，只有以攻殺去攻殺，以刑罰去刑罰，才是治國之王道。」
馮正的觀點直接稟承了商鞅、李俚、韓非子、李斯等前輩的思想，字字句句都充盈著騰騰的殺氣。
「廷尉大人憑何根據說民心不可持、民意不可信。試問一個國家若是得不到百姓的信任，那結果會是怎樣，商紂周幽滅國的史實就是明證。」伏生顯然是有備而來，背後有酈食其這個伶牙利齒的傢伙指點，一向只管治道不擅辯論的伏生竟然變得如此咄咄逼人。
馮正正是年輕氣盛，又是新官上任火勢正旺，當下便不甘示弱回擊道：「博士的意思是說我大秦會和商、周一樣滅亡嗎？這話也太過危言聳聽了吧，若是先皇在位的話，你可還敢說這樣的話，若是故世九泉的數位將軍重臣知曉，可會同意你的意見，臣為廷尉當行刑杖之責，今肯請皇上治伏生危言社稷之罪！」
「丞相大人前日已廢秦律，廷尉難道沒有聽到嗎？」
「國若無法，國將不國，你身為大秦的臣子，理當遵守大秦的法令——。」
……
隨著時間的延續，這一場激烈的辯論慢慢開始的升級，由伏生和馮正兩個人漸漸擴散到整個朝中官員群。
「此事還是由傅丞相來裁奪吧！」大秦的新皇帝三世子嬰對於這一場辯論根本沒有什麼準備，本來以他內心的想法，祖宗之法是絕不可以改變的，不過在現在的情況下，他這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說了不算，因此，子嬰只好是既不表態也不說話，他很精明的將難題拋給了傅戈。
既然約法三章是你定的，那麼這一場爭辯也由你來全權負責吧。
在初定約法三章時，傅戈完全沒有料想到會爆發這樣一場激烈的法儒爭辯，他不過是依照熟知的歷史想依樣畫瓢罷了，然而，他萬萬想不到正是這不輕意的一個決定，讓他陷入到一場可能決定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未來二千餘年、甚至更長時間發展的大辯論中。
逃避顯然不是辦法——，思來想去，沒有找到好辦法的傅戈一頭扎進入大秦的典籍館，結果這裡的藏書之豐富真是讓他大開了眼界，從醫藥、卜筮、農書到詩、書、百家語等等一應俱全，就是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即公元213年）那一場焚書事件中被要求銷毀的一些諸子百家書集、六國史書，在這裡也保存有孤本。
時間能夠湮沒遠去的故事——。
當傅戈再一次從浩如煙海的典籍館裡出來時，他不禁感慨莫名。
史書上記載的事件真的就完全準確嗎？不是的。就算是司馬遷那樣的奇才有時候也不得不屈從於統治階段的淫威之下，其它人就更不用說了。
焚書坑儒——，這段歷史公案很可能就是一場被無邊擴大化了的肥皂劇，焚毀六國史書，對於任何一個統治者來說，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坑儒，幾百個想要靠著矇騙之術、丹方之法獲取榮華富貴的儒生方士，殺了又有什麼打緊？
對於感受過一千八百餘年封建王朝對中國文化影響的傅戈來說，儒學思想的利與弊他看得再清楚不過，孔孟學說可以說是維繫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基礎，孔夫子提出「禮治」的政治主張，就是從「正名」開始，以至「復禮」，「克已復禮為仁」，簡而言之就是要求民眾愚忠於上位者的統治階級，這種完全為統治階段服務的政治態度是相當保守落後的，它雖然有利於封建統治的長久，但卻禁錮了民眾的思想，使得社會發展緩慢。
此外，主張獨尊儒術的大師級人物董仲舒更是假借儒學之名提出了「君權神授」的主張，這使得儒學完完全全的成為了一種為迎合統治階級的封建神學唯心主義。這使得其它的有價值學術思想受到抑制，使得中國古代科學水平長久的停留並滿足在經驗論上。
同時，這位董先生提出的「三綱五常」的儒學倫理道德觀念，把神權、皇權、族權、夫權這四權看作永恆的真理。結果在漫長的封建王朝統治下，這四種權力成為緊緊束縛民眾的萬惡思想枷鎖。特別是許多處在封建統治下的女子，其受害的程度更為嚴重，「四大繩索」使女人成為男人的附屬品，根本沒有說話、婚姻、財產分配等權力和自由，這種後遺症直到二十一世紀也沒能得到有效根除，家庭暴力依舊層出不窮，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還有待化大力氣去改善。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儒學的存在，才使得中國的封建社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長，才使得十七世紀資本主義的幼苗在萌芽狀態時就被生生扼殺。
現在，傅戈擁有了改變這一切的機會，大秦以法治國，承繼的是管仲、商鞅、韓非子、李斯等務實的法家思想家的理念，這些人中除了韓非子外，其他幾個都做過一國的丞相，擁有豐富無比的治國經驗，可以說，他們的主張中雖然有迎合帝王的部分，但與虛無飄緲以教化為基本的儒學相比，卻無疑更具體、更廣博、更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