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裡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里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２〕——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只好嘆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嘆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３〕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洒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５〕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里吶喊」〔６〕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為了採菊，他就得每月譯作凈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髮，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乾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８〕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９〕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繚廄*池」〔１１〕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裡的是《蜀碧》〔１２〕。
這是蜀賓〔１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１４〕，都是講張獻忠〔１５〕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裡面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１６〕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１７〕，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勛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里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裡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９〕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洒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緻，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２０〕，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２２〕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