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準的確是沒有時間來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飯，他就去趕場了。在原來的南京守備府，有幾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張準的到來。他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當面和張准洽談。
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來自江南地區的地頭蛇，除了揚州那些鹽商之外，其他都是來自松江府、蘇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數量最多的，都是鹽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鹽商，也多多少少和私鹽售賣有一點點的關係。
這是江南聯合商會，第一次在南京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是虎賁軍大都督府政務部發起，由張准親自決定時間的。會議的時間，初步定為半個月。張准已經承諾，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裡，他都會在南京，隨時和商家們商量有關的事項。無論他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來。言者無罪。
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業，乃至是全國商業的發展。未來的新帝國，肯定會大力提倡商業貿易的發展，這是必然的。來自後世的張准，當然明白商業稅的重要所在。相對於農業稅來說，工業稅和商業稅，才是真正的大頭。
但是，新帝國的商業貿易發展，是有序的發展，不是無序的發展。是各行各業，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窩蜂的，看到什麼賺錢，就全部都涌到這個行業裡面去。因此，張准覺得，自己有必要，對商業貿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規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現象的發生。
這次商業聯合會召開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範不正常的競爭行為，儘可能在新帝國建立的時候，就完善一套較為規範的交易系統。這個交易系統，應該是儘可能公平的。公平競爭，就是新的《商業法》的核心精神。
由於虎賁軍進展迅速，性質逐漸的發生改變，從造反者變成了統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進行的交易，現在都要擺到檯面上來了。這個所謂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性的就是私鹽。
毫無疑問，張准當初，是依靠私鹽起家的。現在，虎賁軍已經掌控了全國的政權，當然不可能繼續販賣私鹽了。私鹽既然不能販賣，那就必須公開的官營。既然是官營，就要有相應的規範，不能讓賣私鹽的人，又鑽了空子，結果導致私鹽泛濫。
張準的意思很簡單，將鹽價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鹽，需要幾十文錢。現在，張准決定，將每斤私鹽的價格，下調到三文錢。不管你拿貨價是多少錢，反正，到了店鋪裡面，你最多只能賣三文錢。要是超過這個價格，虎賁軍的相關部門，就會對你進行處罰。當然，你要賣兩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錢，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顯然，這樣一來，私鹽就沒有走私的空間。每斤食鹽只賣三文錢，傻瓜才會走私呢。走私私鹽沒有了巨額的利潤，根本不需要虎賁軍的打擊，這個行當，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現在，虎賁軍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鹽的價格。目前在產鹽量巨大的北直隸長蘆鹽場周圍，每斤食鹽的價格，已經降低到了五文錢左右。隨著政策的繼續推行，最終會達到三文錢的標準價格。
「什麼？」
「三文錢？」
「這個張准，瘋了！」
……
當然，有關規定的推行，肯定是不會順利的。張準的這個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張准決定將食鹽價格下調的消息，很多人都第一反應，就是張準的腦子，可能是壞掉了。
歷朝歷代，食鹽都是國家賺取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唐朝的時候，一斤食鹽的價格，甚至達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財政，有相當部分是來自鹽稅。財政時期，江淮鹽稅，佔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沒有了鹽稅，後果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現在，張准竟然放棄了鹽稅！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張准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是，張准有充分的理由。高價的食鹽，其實就是變相的海洛因，會讓統治者上癮的。統治者越是依賴食鹽，就越是忽視了其他行業的發展。這種畸形的發展方式，最終會讓統治者迅速的從高台上掉下來。
不錯，食鹽是應該讓國家專營的。作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國家必須牢牢的控制食鹽的價格。但是，這個價格，絕對不能高。對於食鹽的經營權，張准在後世的時候，是聽一些大學教授說起過的。其中，有一個例子，張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鹽的主意了。」
張准明確無誤的說道。
「我準備給大家說一個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後，張准目光橫掃全場，娓娓的說道。
張准要說的案例，發生在清朝嘉慶年間。但是，現在，韃子都滅亡了，清朝肯定是沒有了。不過，這並不妨礙張准講故事。將清朝的背景，替換一下，照樣是一個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慶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發生了一件牽涉到兩淮沿岸四省的「浮價病民案」。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蘇無錫、金匱兩縣的汪丙太鹽店將鹽價每斤降低了二文錢引起的。
後世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歷史學家，還風趣的將其稱之為「二文錢引發的血案」。正是因為有這個怪怪的名字，這個案例，才會引起張準的注意。須知道，那時候，「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人不能無恥到××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簡單的描述一下這個案例吧。事發那一年，江蘇省私鹽泛濫，使得官鹽滯銷。專營無錫、金匱兩縣的徽州鹽商汪丙太旗號鹽店，庫存的壓力很大，就想到一個法子，準備將官鹽由每斤30文降為28文出售，縮短和私鹽的價格差距。
汪丙太鹽店原想暫時減價，居民見官鹽和私鹽價值相差不是很懸殊，就不必冒風險去購買私鹽。私鹽滯銷，私鹽販子們就會裹足不前。沒有利潤，就沒有了鹽梟。當鹽梟都改行去做其他行當，私鹽消失了，官鹽自然就暢銷了。到那個時候，官鹽再恢複原價銷售。
由於是暫時的權宜之計，估計官府不會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請錫、金二縣的知縣出告示，並沒有稟報鹽運使。但沒想到，他這邊降價的告示高高貼出來，兩淮鹽運使張映璣就緊急貼出了告示，阻止這兩縣的減價行動。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歡喜一場。當然，降價兩文錢，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歡喜。
可是，這麼一松一緊，一個要降價，一個不給降價，畢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當猴子耍呢！結果，這個事情，引起錫、金兩縣老百姓的不願意，於是由一個捐納了九品銜的張江梅作為原告，以「鹽商汪丙太等浮價病民、鹽運使張映璣庇商不準核減（鹽價）」罪名將鹽商和鹽運使上告。
狀紙遞上去以後，中間判決的詳細過程，就沒有必要詳述了。反正，最後的結果是，一群官員的烏紗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級。這區區的二文錢鹽價，竟然使所有的兩淮鹽商都受到罰銀的處罰，涉及本案發生地的兩個縣令、鹽運使張映璣、鹽政延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更令人稱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張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處罰，此案的審判官那延成最終的下場也不太好。唯一的贏家是嘉慶皇帝，收到了罰繳銀一百萬兩。
糊塗僧斷葫蘆案，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但是，毫無疑問，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鹽商，他們明明是想降價銷售，最後卻因莫須有的「浮價病民」罪名，被嘉慶皇帝罰了個傾家蕩產。他們都覺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這麼做，明明是為了維護官鹽的市場，怎麼就遭受到這麼兇殘的懲罰呢？
事實上，有些聰明的看官，看到這裡，已經有所感悟。嘉慶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罰，其真實的目的，是為了殺一儆百，杜絕鹽商們降價銷售的可能。徽商們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終的結果，此案過後，鹽的價格依然是不斷上漲，百姓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來越重的盤剝。而經過此次打擊的徽州鹽商，再也不敢為鹽價出頭了，徽州鹽商在鹽業經營上徹底失去了定價權，而淪為了滿清統治者搜刮天下財富的工具。
這起案件明白地顯現了徽州鹽商富可敵國的表面下，隱藏的是依附強權、任人擺布的屈辱。徽商經營以鹽業為重。鹽這種商品，本身並不具備多大的價值，看看中國那漫長的海岸線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開闢鹽場曬鹽。
但是鹽又是一種人離不開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產力低下的封建社會最好的稅賦載體，於是從漢朝開始，鹽就一直由官府特許經營。以鹽業為重的徽商在一開始走的就不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而是扮演著依附於官僚系統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於官僚體系的徽州鹽商經營鹽業，獲利空間豐厚。鹽業經營都是世襲壟斷的，也就是鹽業的特許經營權可以父傳子，子傳孫，在獲利豐厚的前提下，隨著人口的增加，食鹽消費量的增長，徽州鹽商家族財富積累之快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像鮑志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