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前偶爾從網路上看到武漢那場討論會的記錄，後來又在電話里同鄧曉芒談及此事，交換了一下意見。我們總的感覺是：中國沒有人。尤其是沒有思想者，更不要說有哲學、文學底蘊的思想者了。
從會議來看，與會的那些人都群情激憤，主觀願望都比較好，但一落實到文學這個主題上，便無不顯露出陳舊僵化的觀念，幼稚初級的審美意識，混亂的、表面同主流拉開距離，實際上同主流不知不覺合拍的追求。給人的印象是表面鬧哄哄，其實大同小異，都是一個中國傳統的思想構架在那裡起作用。說來說去也就是反精神污染時的那幾句老話，套話，真不知是起了幫忙還是幫閑的作用。
思想者也好，批評家也好，既然敢參加這種會議，就要學一點文學方面的知識，吸取一點新的東西，擴大一點自己的眼界，真正弄懂弄通了再來做這種概括性的發言。我早就在媒體上說過批評界要進行現代藝術方面的掃盲，現在看來思想界（如果與會者能代表思想界的話）也應該掃盲。傅國涌先生說到的當代主流文學沒有希望，許多成名作家粗製濫造，毫無思想，這一點我同他很有同感，我自己也多次在媒體上針對這種傾向進行過批判。可是在這次會議上開出的拯救文學的良方是什麼呢？這應該是最最關鍵的吧。讓我們來看看：
傅國涌：文學要面向當下火熱的社會生活。從生活中吸取營養，不能圈子化。
丁東：文學要看得懂，要有歷史使命感，進步責任感，描寫底層的文學最好，希望看到80年代小說、報告文學爭相傳閱的好形勢。
崔衛平：文學要打破行業的隔閡，要鐵肩擔道義，關注新思想的潮流。
一致認為：既要反圈子化，又要反市場化。要描寫公共生活中的矛盾和巨大衝突——因為現在是天賜良機的好時光。
在我這個80年代成名的作家看來，這幾個良方早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被主流用過了，一點都不靈。為什麼呢？因為是政治干預文學，且缺乏文學常識，急功近利，違背文學規律。我不願意看到我自己好不容易伴隨市場化而獲得的那一點小小的自由又重新失去，更不願意限制剛剛放鬆一點點，又來一個「思想權威」，規定自己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而那理由，又是一目了然的極為陳腐的、甚至可說是「新左」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新思想」的潮流是什麼，我反而從他們的倡導姿態中不時地窺見中國傳統思想的辮子。至於說到圈子化，如果是指我搞的這種實驗文學的話，那只是他們的想像。迄今為止我已出版了60幾種版本的文學書，讀者少說也有十幾萬了。如今是市場化，人家都虧本的話會來幫我出書嗎？我看他們倒有圈子化的傾向，他們若真的以這種陳腐觀念去著書的話，會賣得出去嗎？讀者都沒有腦殼了嗎？倒是80年代可能會有相當的效應，因為那時出書是各出版社的領導說了算。以上說的這幾句話只是籠統地表達一下我的印象。我在文壇不但不是主流，反而是為主流所排斥的異類。所以我只要聽到類似主流的腔調就敏感，就擔心又要搞運動了，要禁止我出書、開博客了（本人的點擊率相當高）。我是到90年代後期才可以自由出書的，在那之前發表和出書都有困難，幸虧資本主義國家給了我一條出路。我並不認為他們有多麼好，但至少這一點比我們好，因為他們有腦袋。
我本不應該在這些思想者們面前來講述文學的常識，但想起魯迅先生說過的：「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這句話，就感到了「鐵肩擔道義」的必要性。因為雖然我個人己成名，出書已經不成問題，還有大批的勇敢、愛思索的青年男女，他們沒有成名，他們的出版和發表均受到主流的歧視和限制，因為主流最討厭的就是「個人」，以及個人的獨立思考和感受。這些人的文學觀，是中國幾十年一貫制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們也從來不知道除了表層的社會生活，還會有個人的深層的精神生活，這個生活有其獨立的規律，在某種程度上，表層生活都要受制於她。並且對這種生活的追求所呈現的特點是，越個人，便越人類。所以，我深感提倡這種文學正是「樹人」的關鍵。長期以來主流總認為凡屬精神生活的東西，都是看不懂的，沒有必要存在的。就如6、70年代的說法一樣——精神生活就是大公無私，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
我想，這些思想者們並沒有搞清文學究竟為何物，就鬍子眉毛一把抓，既批判主流，也批看不懂的、小圈子的先鋒（補充一句，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先鋒」，尤其是批評界提倡的那種先鋒。我對自己的文學的定位是「新實驗」文學）。文學是有層次的，既有描寫表層社會生活的，相對容易看懂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學，也有描寫人類深層精神生活的、比較難懂的現代主義文學（我認為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很多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都應該歸於這一類）。但這個區分不是絕對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並且即使題材是表層精神生活的文學，往往因為寫作者心靈的深邃，（比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仍然可以感覺推測出深層精神活動的軌跡。而那種描述深層生活的文學，由於描述的是深層潛意識的結構（即，使精神自身鑄成形式的創造），也由於在描述時要將語言的功能顛覆，讓她返回其原始的含義，往往是最難進入的。這種文學的讀者需要受一定的訓練，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一個極為獨特的精神發展的形態，是類似於哲學和嚴肅音樂那樣的東西。這樣的文學的讀者與大眾文學的讀者在數量上比起來當然是少得可憐。但一個民族如果不能讓這種高層次的文學存在的話，就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民族。所以在東歐，在那些文學發達的國家裡，實驗文學受到人們很大的尊敬。因為他們的人民深深地懂得一個民族沒有精神是多麼的可怕，他們也懂得將人的精神降為表層的社會意識形態，實用主義地用「關心他人」的口號來代替文學精神本身的探索，將個體之間的區別抹殺，是更為可怕的事。那終將成為一個民族的災難。而我們這裡居然有這樣的言論，認為只有美英這樣的國家配有純粹文學，高超文學，像我們這種半封閉，半開放的社會則不配，我們只要有所謂思想性強的文學就可以了。而他說的「思想」的內涵則是很含糊的，有點像主流意識形態的代名詞。奇怪的是他剛批了余華的墮落，又將《兄弟》（關於這篇作品我也發表過言論）視為「高超文學」。我不想在此再去評價這些思想者的文學知識結構和他們對於自我的反省了。
關於我自己的創作，我的文學主張，以及實驗文學到底是什麼，我已經發表過不少文章了，當然思想者們是不屑於看這類東西的，他們要關心的是大眾，他們太忙了，心胸太寬廣了。而且他們自己的心靈也夠豐富了，所有的矛盾都已經解決得很好了，所以現在要全力以赴地來關心作家和勞苦大眾。
本來已經快說完了，忽然又想起兩件事非要在這裡講一下不可。雖然丁東先生不屑於聽外國人的意見，我還是要在這裡告訴他，也告訴這篇文章的讀者：我的朋友（她在日本文學界也是相當有名的中國文學批評家和翻譯家）曾多次談到，中國文學（當然不是指主流）相對於死氣沉沉的、軟弱無力的日本當代文學來說，充滿了活力和希望，值得他們好好學習。還有個信息就是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將於今年致力於推出中國實驗文學系列。我們一點都不必自卑和悲觀，我們是靠實力來說話的。文學屬於全人類，只要是好東西，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人注意到，因為現在已是信息社會了。我也欣喜地看到一代青年作者和讀者正在成長起來，腳踏實地地開始了他們漫長的精神追求。
載於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