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6日，殘雪在北京的金榜園家中接受德國漢學家馬國瑞（Rui Magone）的採訪。在場的有馬國瑞的學生Kilu VON PRINCE，美國愛茉麗大學教師蔡蓉、Li Hong，還有一位記者昶偉。
馬：您能談談你如何成為一個作家的過程嗎？我的意思是說，你是像有的作家一樣，從小就認為自己是一塊當作家的料子呢，還是把當作家當作一個目標去努力，然後獲得成功的？
殘雪：這個問題很有深度。讓我想一想。應該說，我成為作家既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又是一個偶然吧。首先，我從小同別的孩子確實有些不一樣，性情非常激烈，極具叛逆性，但與此同時又非同一般的內向，喜歡做白日夢。我兒童時代的那些白日夢其實就是在演繹初級的藝術。由於酷愛幻想和白日夢，當然就會同周圍的環境有很大的衝突。所以不論在家族中還是在社會上，我都是個不那麼受歡迎的人。現在看起來，這些正好是成為文學工作者的基本素質。不過在那個年頭，以我們家庭的境遇，誰又會想到這上面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也許正是「根本不可能」這個前提，促成了我後來成為這種特殊的實驗文學作家。我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一個作家，我追求精神生活是從我內部生髮出來的強烈需要。我的每一個年齡段都有不同的白日夢，我一直在出自本能地反省、錘鍊自己。快到30歲時，才遇到了機會，拿起筆來進行正式的文學創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偶然吧。如果沒有解禁，我就不會躍躍欲試地去投稿，投了也不會被接受。那麼，我就只好寫在日記本上了。所以成為作家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通過外部環境的變化實現了我內部的必然性。
就我的這種文學種類來說，我很懷疑一個人可以將當作家當一個目標去努力，因為這種文學太依仗於天賦了，沒有人可以操練得出來的。我一直就說，我的小說是潛意識與理性合謀的產物。理性可以通過艱苦的學習訓練得到加強，但潛意識這個東西確實就是有些神秘的，你只能用你自己的虔誠，你的素養去保護它，發展它，讓它自然而然通過你的筆端流到紙上，卻不可能操控它。我發現自己具有「自動寫作」的才能也是偶然的。那是在寫處女作《黃泥街》的時候忽然出現的轉折。有一天，我發現我寫下的句子自己無法預料，也不能理解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在控制我手中的筆。然而無端地覺得，那才是我真正要寫的東西。今天我只能說，這種文學的敏感是天生的，不是一般人能具有的，而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只有運用他們的方法，才有可能開掘我們自身的潛意識，否則搞出來的就只是一些表層的東西。比如王蒙的「意識流」，那算什麼意識流啊，全是一班批評家在瞎吹，靠他吃飯。充其量也就是一些回憶罷了。真正的意識流是要開掘的，而不是被動的回憶。以他那麼陳舊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可能搞出真正的創新。當然他的作品還是有一定的深度，但那與他的「創新」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又扯遠了。再回到你的問題。作為我這種文學工作者，最忌諱的就是把「當作家」作為目標去努力。因為你要「當作家」，就必然面臨一個社會承認的問題。而「自動寫作」只不過是我個人的精神操練，就像兒童時代的白日夢一樣。如果你讓外部社會侵入到你內部，搞得你日夜不安，你就無法進行這種操練了。文學發展了我的精神，使我能不斷地改造自身，拯救自身。雖然我也很喜歡「當作家」，出名，但那是我的世俗生活，我總是根據自己的精神生活來調節我的世俗生活的，凡是不利於精神發展的世俗追求我都放棄。如果是為了精神交流（比如出書），我也會像個市儈一樣津津有味地策劃這類事。
馬：你從小就喜愛文學嗎？
殘雪：我小的時候，好的小說很少很少，朋友手裡的小說只准借一天，那些書都是很寶貴的，一本那麼厚的長篇小說，借的時候朋友說：「一天你就要看完，晚上你就要還給我。」所以，走很遠很遠把那本書拿了，跑回來，拚命的看，拚命的看，飯也不吃，然後看完，看完，趕快晚上就要去送，不然以後就不借給你了。到了那種程度，非常喜歡看文學的書。看小說，也看過一些哲學的，因為我父親他喜歡哲學，他搞的那個工作，他有很多哲學的書，在他的指導下也看過一些哲學書，但是呢，終究還是覺得沒有文學書那麼有趣。所以成年後再也沒看過哲學。
馬：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寫作？
殘雪：正式的開始寫作大概是到三十歲才開始，在那之前一直都是看，然後做些筆記，有時候寫一點日記，很短的，還沒有正式的開始。到三十歲的時候，1983年吧，那個時候開始已經有西方的書翻譯過來了，改革開放啦，那個時候，只要搞得到的西方的書都拚命的看，經典文學，我最喜歡的是西方的經典文學，看那些，然後，再看到國內創作的小說，那個時候剛開始是「傷痕文學」吧，北島他們的什麼朦朧詩，甚至連地下的那些期刊我都已經看到了。那個時候，當然很驚奇，但是我還是不滿足，我覺得要是我自己來寫的話，肯定要比他們寫得好，雖然我從來沒寫過，當時無端地就有那種自信。就覺得會，我要是搞的話可能要比他們好。後來1983年就開始了。1982年我開始做縫紉，個體的，就是最早的個體戶，因為我沒有工作，找不到什麼工作，他們也不給我工作，我那個父親雖然他的右派改正了，但是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從來不跟任何一個人拉關係，那個單位就不幫我解決工作，連一個燒開水的工作都不給我。就沒有工作。後來我就想，正好，我也懶得去，我也很不習慣，那些單位都要跟人打交道，然後自己，家裡有台縫紉機，就來學習，看縫紉書，還有我丈夫幫我的忙，開始就是看書學，他搞裁剪，我把家裡的舊衣服拆開，再縫上。學得很快，大概是三個月就開始接衣服做了，（笑）哈哈，很快就有顧客來，就可以養活自己了。那個時候，我就很自信了，好像做成一件事情並不很難，就開始搞寫作，在做縫紉的同時就搞寫作了，寫的第一篇就是《黃泥街》。《黃泥街》其實是一個小長篇，那個小長篇修改了好幾次，一開始的時候還不是最後看到的那個樣子，還是比較所謂現實主義一點，那時候我比較喜歡蕭紅的那種寫法，那個《呼蘭河傳》，有一點像她那種味道，開始是那種的，後來中途一邊寫就一邊吸收外邊的那些營養，看那些西方的書，還有現代主義的什麼都看，主要是看那些經典的，我最喜歡。然後就覺得原來的那種寫法不滿足了，就把它全部重寫。
蔡：聽說你在採用西方的手法的時候，是在一種比較自覺的狀態之下採用那種手法的。
殘雪：對，就覺得好，不知道為什麼寫到中間，忽然那個黃泥街裡面就跳出了一個很抽象的人物，叫做「王子光」。他根本不像一個人，好像是一團氣那樣的東西，就覺得那種寫法好過癮的，就比平時的他們那種現實的，寫實的那種好，好得多，甚至比蕭紅的都要好。
蔡：在生活當中，有那麼一種感覺，用現實的手法無法去描述那種感覺，所以你一看到西方的那種描述，你就覺得這個才能準確的反映你對生活的感受，是嗎？
殘雪：嗯，那種更深的，更抽象的東西，我要寫的是深層的東西，不是表面的現實，那個表面的現實跟我要寫的東西沒有多大關係。我就覺得，凡是從裡面冒出來的，自己說不清的東西，而又非要是那樣去寫的東西，就是最好的。是一種直覺，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有意識的去學理論，我從來不看理論書，就是憑直覺，哪個是最好的，就把那個最好的東西搞到底。按照它自己那個自發的衝動，那個邏輯，一種不完全受表面理性控制的那個邏輯，往前去沖，就去想那些情節，是越不可能，越荒誕，越是別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那些東西就是最好。這就是在創作《黃泥街》這個小長篇的時候，帶出來的這些收穫。（笑）哈哈。就發現我的那個世界不在大家描寫的那個世界裡面。我有另外的一個世界，然後就那麼寫下去了。《黃泥街》是不太成熟的，雖然他們覺得好。一般讀者都覺得只有《黃泥街》好，別的書他們都看不懂，其他的都不行。批評家也是這同樣看法。你去看看吳亮的評論就知道了，他的觀點至今仍然是批評界對我的看法。國內那個時候的評價就是這樣，因為其他的作品他不知道你寫的是什麼，那個《黃泥街》呢，好像是描寫了什麼文化大革命，他們就看得懂。實際上，它是一部經過改造的作品。《黃泥街》開始的時候，是有那種描寫外部的衝動，但是到後來覺得那個東西不過癮了之後呢，就把外部的那種描寫變成了一種工具，一種手段，描寫的是我的內心的世界。內心的那種黑暗的世界，緊張得要爆炸的那種東西。
蔡：當時你這個《黃泥街》在發表上有沒有遇到過困難？當時那種寫法還是比較新的嘛。
殘雪：發表很困難，所有的刊物，像「收穫」那樣的刊物是不願意登我這些東西的。像李小林，就是巴金的女兒，在那裡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