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4日長沙英才園
勞拉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大學生，她獲得了研究中國文學的獎學金，於去年夏天到長沙訪問我。因為安排倉促，找的翻譯又因不合適被她辭退，她又不會說中文，我只好結結巴巴用半吊子英語同她對話。她對這次訪問作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接下來還算順利。回美國後她就將訪談發表在美國的《MCLC》雜誌上，我是不久前才看到的。於是我將我的記錄也找出來，對她那篇加以補充，有的地方加以修正，整理出這篇訪談錄。勞拉年紀很輕，頭腦靈活，而且酷愛文學。我們的談話持續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後來我又帶她去參觀了馬王堆漢墓，讓她飽覽了中國燦爛的古文化。她對我們的古代絲織品和漆器的神奇色彩驚嘆不已。
問：你覺得你的作品的英語譯文如何？
答：雖然我自己的英文並不好，也能看出英譯本是忠實於我作品原來的意思的。譯者之一詹森的文學感覺相當好；另一個譯者張健也很不錯，竭力忠於原著。我的作品不好翻，尤其時態曖昧，他們費了很大功夫。
問：美國還有誰研究過你的作品？
答：有個叫所羅門的學者，他最早把我的作品帶到台灣（當時我在國內還未出書），出版時，他自己還為我的書寫了一篇很精彩的序言，那篇序言今天看起來都不過時。他也翻譯過殘雪小說。還有美國後現代文學主將羅伯特·庫佛，青年作家布萊德·馬羅，他們倆到處鼓吹殘雪小說。最近我又在美國詩人裡面找到了兩個新的知音。我反對個別譯者將我的作品政治化。我的法文版小說集之一就有這個問題，後來我同譯者鬧翻了，再不要她翻了。我認為將這樣的小說政治化就是庸俗化。
問：你提到卡夫卡是對你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家之一，你什麼時候開始讀他的作品？最喜歡哪部作品？
答：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就被介紹進來，那個時候的譯文大概比現在的質量還高一些。我特別欣賞《城堡》，當時讀了又讀。我認為他的早期作品《變形記》不夠成熟，所以被現在的人誤解。我已經寫了一本評論卡夫卡的書，書名叫《靈魂的城堡》。除了《變形記》，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歡。中國讀者接受這位作家會有個很長的過程，這二十多年來對他的解釋基本上是從現實主義出發的，立足點不對。我也寫了評博爾赫斯的書。
問：對，我也常聽到說博爾赫斯對你影響很大，你們本質上有相同的地方。還有哪些作家對你的創作產生過影響呢？
答：但丁的《神曲》。這部作品我也很早讀了，現在又再讀。中國學者大都從政治和社會入手來解釋這部作品。他們實在不了解西方人是怎麼回事，更不了解這位複雜的詩人。我現在正在寫《神曲》的評論，我認為這位詩人的文學同他的宗教結合到一塊了，可以說，他把他的宗教文學化了。偉大的西方作家都是這樣的。
問：你在文學界很少被人評論，你認為大多數中國批評家不懂得你的作品嗎？
答：是這樣。我的作品太超前了，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但是長期以來我感覺到文學界某些權威對我的敵意，他們動機不純，不是從文學出發。我要努力解釋我的創作的宗旨。讓作品盡量傳播，這很重要。
問：中國批評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傳統模式的嗎？
答：基本上是這樣。當然現在也有些變化，比如出現了一些比較實事求是的年輕人，也有較好的女性批評者。
問：華人批評家呂彤鄰說，你在當代中國面臨的是作為婦女寫作的問題，你如何看她的觀點？
答：也許作為一名女作家要真正同男作家平起平坐是很難的，這件事很微妙。因為主流文化是傳統文化，男人的文化，你要作為獨立的女作家就要與之抗衡，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極為獨特的個性，也需要「反骨」。
問：你現在是專業作家嗎？
答：是的，我是一九八八年成為專業作家的。我一直夢想把我的全部時間用在文學上，後來終於達到了目的。在那之前，我必須從事其它勞動，生活得很辛苦。現在我每天都可以寫了，我從早到晚工作，節日也不休息。職業作家也好，非職業作家也好，主要的壓力是來自內心的。
問：你對諾貝爾獲獎者高行健的作品如何看？
答：我讀過他一些短小的作品，覺得比較幼稚，他也就是一般水平吧。
問：你們都是寫「靈魂的文學」，為什麼他的作品受到譴責呢？
答：首先，我的作品同他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同他的根基不同。他基本上還是那種士大夫情調，並無真正的個人的創新。而我是徹底個人化的。
其次，我不認為他那些作品有什麼要譴責的，大概很多官員根本沒讀過。一些事莫名其妙。說到我的小說，它們屬於少數讀者，大概二三十年後，我會有更多讀者，現在還不太多。
問：這很不幸，你確實在當代中國婦女文學裡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答：現在有這樣多的人讀殘雪，是我當初沒料到的。我非常滿意了。當然我不會停止努力，我還要爭取更多讀者——國內的和國外的。中國的事情是，不進則退，傳統非常可怕，隨時有可能吞沒一個優秀的作家。我不想討人喜歡，我要走自己的路。很多作家非常有才能，但缺乏真正的「反骨」，後來就陷入傳統的泥沼中出不來了。
問：你對美女作家像衛慧、棉棉如何看？
答：我讀得不多。但讀過的一些裡頭有比較出色的。假如她們能突破傳統，將自己的個性堅持到底就成功了。
問：你對王安憶的作品如何看？
答：她以前有一些中短篇相當不錯，她的長篇「三戀」不好，觀念寫作，沒有真實感情注入到裡頭。九十年代以後，她的文學觀念日趨保守，感覺逐漸匱乏。你讀那些作品就會感到，她描寫的是小市民，但她自己的境界也是小市民境界，津津有味於其間，格調不高。她近期寫了一些懷舊的小說，給人一種很假的感覺，舊文人的所謂浪漫主義，對一切新的東西都看不慣。其實鄉村和底層哪裡是她寫的那個樣子？農民的苦，農民的悲她完全沒有感覺，還恨不得讓農民回到毛澤東時代去，可見骨子裡頭的冷漠。但就是這種文風，在中國文壇大受歡迎，將其吹得天花亂墜。她對一切外來的東西都仇視，年紀越大就越這樣，大概不光是觀念僵化的問題，還有既得利益在作怪。在這個方面，鐵凝和王蒙比她要好。
她九十年代以後的寫作是非常討巧的。在大的「回歸」的氛圍的助長下，她越寫越覺得中國傳統的高明，越寫越覺得只有所謂「講故事」才是文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是胡鬧。我認為她自從寫出「小鮑庄」達到一個高潮之後，就迅速地沉淪到傳統氛圍的大泥淖裡頭去了。「小鮑庄」裡面明顯地讀得出西方文學的影響。一位作家，如果要討得大家喜歡，庸俗化是最為便捷的道路，她的不自覺的庸俗來自於她的守舊，以及主流對她這種傾向的推波助瀾。
她，以及同她相類似的作家，如今最討厭的就是市場化。因為市場化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平等（網路啦，發表出書的權利啦等等），無形中也就削弱了他們的特權。她有篇文章，看了後給我的感覺是她多麼懷念毛時代，市場化又是多麼的讓她暴跳如雷。她，包括張煒等，都希望建立起一種文學界的秩序，來遏制市場化的影響。他們已經佔據了很高的位置，最大的資源，但是還不夠，還要對通過市場化得以生存的那些文學加以打壓，以確立他們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類作家，你想讓他們反省是不可能的。
問：你對被貼上「女作家」標籤這事有什麼感覺嗎？
答：我當然首先是個作家。如果別人說我是女作家，那意味著我要付出更大努力來爭取自己的地位吧。迄今為止，我做得很好，令當今文壇刮目相看。
問：你是否將女權主義運用到你的作品中去？西方的女權主義同中國本土的女性主義有什麼不同？
答：我不可能有意識地將觀念運用到創作中去，那是違反我的寫作原則的。我讀過一點點女權主義的書，我想對於中國來說，那些觀念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國，女權主義也染上了「中國特色」，有人還說必須強調這種中國特色。一九九八年召開了一個女性文學會，有各級領導在會上發言，然後表彰女作家。差不多國內所有的女作家都得了一個女性文學獎。（笑）也許在一些批評者看來，只要是個女的就一定是女性寫作。假如真是這樣，事情就太好辦了。什麼是女性意識？誰都知道這個意識是從西方來的，難道中國古時候就有女性意識嗎？這種事情上也要搞中國特色，就會變成一場時髦鬧劇，而且反映出女性無法獨立，必須攀附的悲哀現狀。
問：我認為你是更加先進的那一類。你的寫作是真正個人化的，反傳統的風格，你經常描寫有優越感的女性人物。
答：我的確有優越感，有時還有英雄主義的感覺。最重要的是我是從潛意識出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