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１〕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里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２〕，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里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３〕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回國後遊盪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聖閑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婿問題》里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過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岳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岳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該「富傾」還是「窮傾」才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岳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彷彿是衝突的，二者只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
自命以掃除文壇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意聽的話，便要成群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為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著「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閑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丑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５〕雜誌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卻以為「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里產生出來的《人言》〔６〕（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只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並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魯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迻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稿就正於氏為憾。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啟發而獲得新的覺醒，並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
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彀，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為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